摘要：县域经济为行政区经济属性的区域经济，伴随城市经济的兴起，从行政建制特征看，县域经济正走向城市经济的对立面，但县域经济实乃综合类型的经济区。在极化效应下，县域经济加速演进与分化，呈现功能分区化特征。由传统经济社会向现代经济社会转型，县域经济需要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同时还需要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步协调。文章认为，当前县域经济转型正处于新节点，深受新常态局限，固化的累积结构困扰和环境规制约束，县域经济发展需要在经济极化效应下寻求发展契机或转机。解决县域经济转型问题需要优化处理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理顺与矫正板块结构中的关系，活化地域资源和优化经济生态，适应形势变迁，改变驱动方式；核心抓手是强化融合发展，重塑价值体系。

关键词：县域经济；区域经济板块；平衡发展；融合发展绿色转型

县域经济受地域资源禀赋、地理区位条件的约束，在开发利益属地化与经营性地方政府属性的行政体制下，深受导向性的地域开发政策影响，形成当下空间分化的发展格局。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前沿阵地，也是矫正当前我国地域空间层面的发展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重要领地。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壮大县域经济”，此后，中央政府相继提出“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三化”“四化”乃至“五化”同步发展理念，把发展县域经济放在宏观政策架构中理解，从实践着力点来看，必定落在县域经济社会层面。长期以来，我们对县域经济发展规律以及有关理论缺乏深入认识，进而在指导思想上把县域经济等同于区域经济或等同于农村经济，孤立处理县域经济发展问题。即便在新的背景下，加快县域经济社会转型，地方政府摆脱不了要大搞开发的发展思路。由于种粮收益比较低，粮食大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陷入了“粮食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怪圈。当前，县域经济研究趋向于就某县域而论，缺乏宏观、大结构、大背景的视角。如何发展县域经济，迫切需要厘清县域经济的处境与转型困境，矫正结构畸变，从价值体系层面理解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平衡的重要性，进而把发力点放在实现地域间平衡发展上阻截地域产品或产业价值链的下沉，辩证看待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关系、活化地域资源、优化经济生态和适应形势变迁改变驱动力，切实破解价值体系层面的“效用价值”与“劳动价值”的困惑，重塑价值体系。

一、县域经济处境与转型困境——共同时代背景与分化的地域空间

（一）路径依赖与新常态的局限

县域经济的发展伴随城市经济的兴起而不断演进与蜕变。当一大批县级行政区逐渐转变成为城市行政区或隶属于城市行政区，依然保留县建制的县域经济正走向城市经济的对立面，进而在市县对比中，其传统经济成分愈加突出。县域经济、特别是粮食主产县，除了受国家粮食安全政策影响，还受市管县的大区域城乡关系塑造的影响，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明显滞后。扩张性的大开发时代的高速增长期，因主流经济的生产取向，处于重要交通节点的县或矿产资源优势县便捷足先登，对接产业链条前端承接原材料生产加工企业，抢占了资源开发先机，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绩。由此，县域经济在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中，确立了“工业立县”“工业兴县”“工业强县”的发展标杆与发展理念，激发后发者的沿用，甚至无视风险地集聚，一味谋求做大工业经济总量，强调“大招商”与“招大商”，乐于上大项目，以摆脱产业积累式成长的漫长等待以及企业依赖自发成长的创新驱动力的不足。“新常态”是当今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大环境，是对我国经济发展增速的定性描述。

“新常态”，一方面说明外需驱动力减弱，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下，产能扩张受到局限，况且发达国家近年来更加注重经济生态重构，加大制造业回归；另一方面反映我国经济转型中资源要素配置结构发生着根本性改变，部门间劳动配置趋近新的平衡，“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成本的上升使得原本产能过剩的中国传统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优势消失，也使得农业生产经营进入高投入、高成本阶段，农产品涨价却面临多重结构制约，“谁来种地”成为现实问题。“新常态”是对以往发展路径依赖的一种否定，对于县域经济而言，影响必然深远。在此背景下，认识县域经济发展规律、审视新时代节点的机遇与空间至关重要。显然，从宏观层面看，迫切需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大潮流。但县域经济未必能做到。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要素配置不充分，处于腹地经济区块的县域经济深受产业链和价值链层面的牵制，不能真实反映要素价值实现与经济发展空间。当前，我国地区间、城乡间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还有着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意味着有巨大的可提升空间。但县域经济的充分发展还必须协调竞争性的区块结构关系，强化区域板块间、产业间的融合，以达到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实现资源要素配置再平衡的目的。

（二）功能分化与板块结构的困扰

在多层级行政管理体制下，行政中心均作为我国地方经济中心极打造，各类优势资源必然向各行政中心集聚。行政中心乃中心城市。伴随行政中心的扩张，许多传统县级行政区，经切割归并或整体设区、设市，成为城市型行政区版图。地区级行政单元本可自成经济板块，在经济条块管理体制下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首先演绎出城乡分治格局。在市县功能定位上，“县”“市”被赋予不同的管理使命和工作重心，因而，无论是市县分治还是市管县体制下，“县”显然成为“市”的腹地，即可把县视为更高层级的农村地区。在县域层面，其自身也是由县城和农村腹地构成，如今在扩权强县导向下走向开放，依托自身寻求发展。然而，更多的县域经济仍呈现为工业化发展不足、产业层次不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强的局面。在经济建设层面，早期的工业化追赶时期，国家层面的工业平衡布局成就了一大批区域性、专业性重大产品生产科研基地和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构筑起地方性经济中心城市。

因物资匮乏，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促进了农村地区一些轻工行业的形成和发展。改革开放后，在市场激发下，为满足地方性需求，激发地方民营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乡镇企业成就了县域经济活力。然而，随着市场日益加剧的竞争，导向性政策下的地域开发加速了地域经济极化，受制于极化效应下的现代产业发展规律，乡镇企业逐步分化与衰落。

县域经济因天时地利，其发展呈现分化，即发达的县域经济与落后的县域经济，使得我们对其特征不能一概而论，或依据某个成功发展模式推出普适结论，学界似乎撇开“县域经济”论。在市场化资源配置条件下，落后的县域经济财政保障能力差，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在“强县扩权”主张下，省直管县体制被寄予厚望，试图藉此摆脱市对县管制的区域性城乡分治问题。显然，基于此并不能摆脱或克服市县间的发展不平衡，同样，按现行行政管辖架构逻辑，在县级行政区层面的简政放权（如强镇扩权）也是有悖于平衡发展的。县域经济在经济极化效应下，俨然已成为区域经济的特定功能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公共服务均等化被视为市县政府职能所在。在严重分化或功能特区化格局下，如若强调打破“市管县”体制、隔断市县纽带关系，必然陷入就县域论县域，追求局限于本地域或行政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指标。

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点，是促进农业、农村经济优先发展的重要载体，但从结构层面讲，县域经济发展也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在于立足自有资源优势、借助工业化，引导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是，县域经济结构问题是在整个国家宏观层面的大环境下体现出来的，县域经济的特质性意味着县域产业结构需要在地域圈内合理化，而非抛开地域系统谈小行政区自己的、独立的结构体系。

（三）新旧动能转换与环境规制的约束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发展的新风向与要求。自1962年《寂静的春天》讲述农药对人类环境的危害，激起了世界环境保护意识。而在上世纪20年代以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损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采纳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ENP）将绿色经济定义为一种“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降低生态稀缺性的环境经济”，保护环境和发展生态农业的相关国际公约相继破土而出。在应对本世纪这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纷纷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突破点集中到新能源、循环经济、生态治理等绿色经济发展方面。2012年６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提出“在可持续发展和减贫框架下实现绿色经济”。发达国家主张为绿色经济发展设定时间表、目标和措施，甚至打着绿色经济旗号，搞绿色壁垒，在贸易、援助等方面设置先决条件。绿色标准、绿色节能行动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加广泛深入。目前，清洁技术创新仍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国家，新兴经济体在转型升级中技术创新能力薄弱。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倚重于工业化，经济发展高度依赖于资源、能源，过度的资源开发、加之生产方式的粗放，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加剧，导致环境不堪重负，县级行政区成为环境重灾区。此外，在农业领域，农村面临着严重的面源污染。特别是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在“效率”导向下，抛弃传统耕种方式，选择使用代表“科技”的农药、化肥乃至激素以增加产量、缩短农作物生长周期，不科学施肥导致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1978-2015中国粮食产量增产了１倍，而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5.8倍，目前，中国农作物化肥施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7倍。

环境问题事关民生，同时也是适应“走出去”战略需要，必须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2007）、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2009），党的十八大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走绿色发展之路。党的十九大突出“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强调“绿色发展”，要求“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习近平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1]在实践层面，确定了新国土空间布局办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并谋划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在农业领域，农业部开始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并推进农业标准化、提高农产品质量标准。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民间的发声也将强化环保执行力度。人们对食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和关注程度明显提高，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实施严格的“绿色”市场准入制度。

其实，经济发展最根本的驱动力在于消费，因消费来源、消费方式动向，诸如是提前还是滞后、是被动还是主动，才有了投资驱动、出口驱动抑或创新驱动，进而使消费结构影响产业发展。绿色发展导向只是引导消费转型升级，而绿色转型需要技术支撑，因而转型问题的最大短板为人才与创新能力。

二、县域经济转型要解决的问题——剖解结构约束与阻截产业链环节的价值下沉

（一）从价值体系层面辩证看待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

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是政治目标和政策导向所在，因而县域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乃至与城市经济的落差意味着县域经济有着巨大的绝对可塑性发展空间，问题的关键就是补短板。县域经济是短板，县域经济发展亦有较多短板。从创造价值层面看，总量经济由三产分量构成，其中农业方面，取消农业税后，农业虽然受到中央和农业分管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作为地方政府，一般都是被动应对，实质上农业的地位是被地方漠视，甚至把它看作是发展地方经济的“负担”。农业也因结构性过剩致使农产品价值长期处于扭曲状态，必然影响县域经济的总量。其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问题背后是深刻的社会结构问题，并造成大量资源要素闲置局面，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农业的“外部性”。因此，在价值层面，农业体现为主产区的“外部性”与消费区的福利关系。农业的低效益格局势必影响对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农业现代化或效率的重要条件。由此，价值体系层面上的经济生态抑制对于地域经济圈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造成影响。县域经济中的第三产业长期限于传统的、低效率的、一般性商贸和服务，更为关键的是市场化的不充分，很多生活服务停留在自我服务状态，又受非均衡市场影响，地方圈内部自成价值体系，因而服务业劳动的价值比附较低。另外，对于第三产业也存在一种认知误区，即第三产业只有在工业化高度发达阶段，而且更是把工业化局限于本行政区（即县域），从而才可能做大。地方政府动力在于做大地方经济总量以增收地方财政，而税收主要来自企业能创造增加值，进而衍生出把招商引资作为政府绩效导向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出于税收成效考虑，做大县域经济总量的任务必然落在发展工业上，看重大企业的创税贡献、忽视中小微企业的培育。而现代大企业的生产与本地消费关联度不大，面对广域市场需求，需要上下游配套，大企业在布局上更多倾向于设置生产基地，对于大多数县域经济而言，难以形成根植性。而真正与地方消费、地域资源紧密关联的是特色小微企业，由于被忽视，其潜在价值被湮灭。

在新时代背景下，若不能转变发展观念、重新审视县域经济规律，就难以把握县域经济可做大的空间。在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关系上，首先需要在价值体系层面遵循效用价值规律下的产业布局，解决国家层面的结构平衡，尊重劳动价值，充分重视市场一般均衡下的劳动配置优化，依据价值比附调整三产之间的结构关系；而非盲目局限于本县域第二产业达到多高比重，应寻求达到同城化的经济、生活节奏，构筑与大都市的双向物流体系。县级政府应该重视发展生活服务业对人的生活解放，重视农业的多功能性与融合发展空间，适应新时代人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不能忽视事关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绿色产业的价值溢价。显然，“新常态”要适应“新时代”，关键是如何看待传统产业的价值创造，调整好供给结构。

（二）理顺板块中的结构关系与矫正多重的结构失衡

县域经济的结构问题是多层面的。从全球层面看，技术创新决定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创新节奏决定技术或产品的生命周期，引起产业梯度转移和经济周期性波动。工业在价值链层面参与全球化分工，实现着资源要素配置优化，而全球化分工借助于重要的贸易节点城市实现，由此形成一种特定的路径依赖，长期的路径依赖则形成国家内部的地区结构问题。从全球化产业演进视角看，产业集聚存在风险性，如日本产业国际转移成为其国家平衡发展地方经济之困惑，但全球化并不能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市场。国家层面的结构问题构成发展的大环境，我国经历先大城市后小城镇的发展路径，县域城镇载体发育不足和城市产业发展不充分出现了诸如极化效应下的行政区与功能区之间的矛盾。广域的功能分区化结果使得地方产业与地方消费关联度弱，劳动要素流动取代产业梯度转移使得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转型脱节，即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不同步。故而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的局面愈加严重。

县域经济是行政区划界确定的地理空间形态的区域经济，其发展受制于外部约束与区际经济联系。分税制地方财政体制强化了区域性行政政府对辖区经济发展的自主决策权，从而加重了区域经济分割现象，要解决行政区经济失衡问题，也就需要作经常性行政区划调整。“行政区经济”因人为地将市场分割使要素自由流动受到制约。因而，发展县域经济就需要适应由行政控制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注重区域特色，发挥比较优势，突出产业重点，不能求“小而全”。市管县体制下行政中心城市得到强化，极化效应下的城市扩展放大了经济区范围，形成范围更大的行政区经济。在竞争性地方关系中，必然是地方保护盛行，竞争结果是地区差距扩大。然而，在既成格局下再去寻求将市县置于相互竞争格局的省直管县体制中，由此必将削弱或脱离核心城市带动与支撑腹地发展，最终不利于大区域范围的生态、经济、社会的统筹；不利于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2]区域经济一体化核心目标乃是平衡发展，一体化受利益机制支配，要破解行政权力对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阻隔就需要协调行政权，改变地方政府间行政权力的绝对化分割，实现行政权力在区域层面上的再配置，达到资源在整个区域的优化配置，[3]重要的是逐步构建起区域利益共享机制。而在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发展区域行政。[4]

县域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前沿阵地，结构优化需要县域自身努力，强化多点、多层面发力，若局限于县域内部的结构合理化，必然要倚重工业经济比重和城镇化率来判定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得出诸如把自己界定为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结论。区域型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变迁由简单趋向复杂，因而有必要从行政隶属关系和利益关系来确定政府责任，矫正城乡分治的制度设计，构建多层政府支持的均衡城镇化战略，达到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目标。

在功能分区层面（包括主体功能或开发区等），重要的是把控地方经济转型的条件，依据板块经济与梯度发展的均衡规律，要求县域经济发展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适应，调整农业与工业发展方向，注重现代产业生产的广域性与供求结构的外部关联性，优化产业选择与布局，强化区域层面的协调配套，发掘地方资源优势与产业特色，增强产业根植性。强调农业现代化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农业劳动者与非农劳动者收入的动态相对平衡，[5]从区域层面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的落实。

（三）活化地域资源与优化经济生态

良好的经济运行系统结构涉及生产、消费与积累，关乎生产环节的资源要素配置、供应链与服务配套以及价值体系上的效率与价值、质量与效益等。在封闭经济与开放经济环境乃至具体制度环境、政策体系等不同的大环境格局下，地方经济发展都将面临不同的机遇与挑战。

当今，县域经济已难以寻求封闭式发展，并直面传统大宗商品的工业生产的过剩和长期农业结构性过剩的困扰。事实上，县域经济区日趋成为大都市经济的腹地并接受其辐射影响，承接其部分产业转移或为之提供部分配套服务。因而，县域经济发展须依据特殊的人地矛盾、区域差异性格局的现实，适应宏观经济现状等特定时代背景，结合本地全要素生产力特点，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空间和机遇。重要的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突破县域经济的传统产业锁定。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便由长期的短缺经济进入相对过剩经济状态，支撑县域经济的乡镇工业企业失去了大部分原有市场，由“无工不富”变为“无工不亏”局面，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更是陷入“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局。

对于很多县域而言，区位条件不佳、自身的产业集聚体量不足与配套缺失，不具备发展现代大工业经济的条件，发展工业就需要突破行政区范围，使之融合于现代产业体系的链条上。因此，县域不能不顾及自身的要素禀赋特点而盲目实行跨越式赶超的发展战略。[6]在工业经济领域，县域经济由于创新要素的匮乏，新兴产业培育奇缺。因而，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与路径选择应适应过剩时代与消费时代的产业发展，寻求开放发展，拓展全国市场，应着力营造县域的内生发展环境，布局承接一些梯度转移的产业，依据本地域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改变“小而全”的产业结构。绿色发展是大势所趋，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抓住绿色发展的机遇、强化绿色约束，匡正县域经济转型的方向，突出社会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的经济”。

在农业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加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粮食价格与进口价格呈现倒挂，农村愈加衰落，涌现出一些空心村。其实，农业粮食生产潜在结构性过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矫正农业资源要素配置的扭曲，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7]因此，在农业经济领域，县域必须注重粮食供给平衡和工资收入与务农劳动收入平衡，认识到农业低效率配置平衡的危机与危害，着重把握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价值与效率规律。虽然粮食供需平衡非单个县域经济层面所能解决的问题，但各自县域须从现行价值体系下强调资源配置平衡，调动全要素生产力潜力，避免资源错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发挥全要素生产力潜能，首先，需要突出多元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增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链上的协同发展，达到劳动配置平衡。其次，发挥多功能农业在增加就业与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把握多功能农业特殊价值的实现条件。注重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把绿色农业转型作为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实现路径，进而改善和提高环境质量，保障国人食品安全乃至应对国际绿色壁垒。

现代化的价值内含让所有人的生活境况更加改善，因而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乃是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发展农业或农业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但不是终极目标所在；重要的是协调经济结构调整与社会结构转型，发挥市场对要素配置的作用，实现劳动力配置平衡，达到劳动价值平衡，避免要素低效率配置。同时，强化产业融合，优化布局，提升品质，提高效益。

当今，农地流转与规模化在加速，县域必须重视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产生的“挤出效应”，即资本替代劳动力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贫困和两极分化等问题；[8]适应社会转型节奏和遵循价值平衡规律，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的规模化可以通过宏观区域布局上优势主导产业的规模化，不局限于户均种植规模；重视并发挥龙头企业和业主的带动作用，而不是“代替”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家庭农场代表着未来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的方向，但必须立足公平与效率的尺度，重视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与过渡，避免强行政手段迫使农民转出土地，成为只“吃”地租的“闲人”。[9]

活化地域资源重在优化地域经济生态，理解农业经济、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三大概念内涵并处理好其间的相互关系，从民生经济角度审视、做大总量与分量关系及三次产业比重。需要把握政策的宏观与微观层面效应的差异，权衡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增收，审视行政区与功能区结构关系，突出板块经济作用，发展农村经济综合体，摆脱农村单一结构的局限。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挥其引导、示范作用，建立绿色经济示范区、绿色农产品基地，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通过完善服务体系、嫁接服务链，支持多功能农业发展。

三、县域经济转型要有核心抓手——平衡、融合与价值重塑

（一）架设平衡发展桥梁，实行融合发展举措

解决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核心目标，解决县域经济的结构转型问题是重中之重。虽然解决问题自然不取决于个别县域层面，但县域经济发展转型方式的调整仍需要适应大环境，基于此把握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逻辑，补齐自身短板，结合宏观政策导向，主动寻找发展的空间机遇。谋求平衡发展首要一点就是遵循市场化的资源要素配置平衡，其实现条件和实践路径是注重产城融合、区域融合、城乡一体、三产融合，融合的目的在于建立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均衡机制，以强化融合的带动效应。

县域经济发展亟需上升至上层战略、全局谋划、争取重大交通建设项目等，改变区位条件，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环境优势或者技术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

在产业层面，需要在重点产业领域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支撑，需要开放发展；基于共建共享平台，寻求区域合作，构建企业跨区域产业联盟，解决生产与技术支持体系分立问题，应对县域经济在产业分工中居价值链低端，产业链条短、产业集群效应差，甚至存在产业两头在外格局；突出板块经济作用，切实强化市县统合，城市群协同发展，打造支持区域性合作的行政治理架构。

在板块经济层面，遵循现代产业发展的集聚经济规律，适应循环经济发展方向，重点强化城镇和园区的载体功能，突出重点城镇提供人力支撑以及服务配套。把“产城融合”作为优化现代产业发展环境的核心环节，增强城镇化带动，提升人才集聚力。城乡一体化是构筑板块经济的重要实现路径，有利于发掘地方资源、文化价值，重塑地方特色经济，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根植性。对发展农村经济而言，城乡一体化在于有效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最终目标在于达到消除收入层面和公共服务层面的城乡差距。

县域特色经济需要强化三次产业融合，以促进劳动配置平衡，优化就业结构，弥补农业劳动非连续性缺陷，充分发挥全要素生产力潜能。改变传统农村单一经营的农业区域面貌，发展多功能农业，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生产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提升经济价值量和经济总量，创造更多农村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农民合作社在农业生产性服务和农产品销售环节的协同作用以及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产品加工和物流环节拓展农业实力。在引导产业融合方面，剥离制造业企业中的服务链，推进服务经济发展，强化制造业服务化，服务制造业和农业发展，提升服务业效率；同时，把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依托绿色转型，强化融合发展。引导绿色产业集群化发展，完善服务体系，强化科技支撑，营造绿色产业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构建企业绿色战略联盟，实行资源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绿色管理，利益相关者通过直接施加压力或者传递信息来表达其对企业生产经营性活动的关注并施加影响，[7]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全产业链供应模式，突出产业融合的县域现代产业体系；推进诸如农机跨区作业的社会化服务方式，形成连接千家万户小农户的“大农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农产品价值链驱动，催生涉农产业集群，形成非大都市范畴的新块状经济。

（二）新常态适应新时代，改变驱动方式与追求发展质量

地方经济发展，因特定的时代背景，按照特定的逻辑，有其特殊的路径依赖。经济发展驱动力由资源要素驱动向资本驱动再到知识技术驱动转变趋势，须着重解决所属阶段、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创新驱动按照技术扩散和产品创新两条路径改变技术经济生命周期，形成产业梯度转移，甚至演进为世界性的经济周期波动。县域经济需要遵循市场与技术逻辑，踏准全球化与创新节奏，适应经济转型，及时调整经济发展策略，加快产业与产品更新。“新常态”适应“新时代”，生产突出发展质量，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善人民生活，提升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

抓住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分布式生产带给地方经济发展的机遇，抓紧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建设现代交通路网，强化服务链，完善支持体系，摆脱技术束缚，构建城乡双向流通体系，推进“互联网＋”行动，增加市场透明度，压缩流通成本，拓展新业态，摆脱传统结构的约束。

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共识与发展风向，联合国环境署发出了“绿色发展倡议”和“绿色新政”的动员，许多发达国家结合本国实际相继出台了绿色经济发展措施。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与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寻求高效、可持续与公平发展模式的战略选择。县域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理念新遵循，转变发展思维，适应新时代，培育新动能，开创新业态，激发新需求。把绿色农业作为推动三次产业融合的主战场，[8]通过绿色化、区域化、产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来提升农产品品质，进而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强化效率导向、规模导向与公平导向的绿色经济，[9]制定绿色农业生产标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为特色经济发展提供合作支撑。

在宏观管理层面，强化绿色发展的引导与约束。县域需要着力构建标准体系与设置标准认证技术门槛，实行企业绿色价值链管理和绿色供应链管理，确定以关注消费者健康收益为核心的社会底线供应链和以关注环境生态收益为核心的环境底线供应链；[10]强化政策环境绿色化、生产过程绿色化与生产产品绿色化约束，突出供应链环节上的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与经济责任。强化企业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担当，通过生产链条上所有节点企业的“集体行动”，推进绿色产业升级；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监督企业的绿色转型行为，建立健全绿色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推进绿色食品工程，建设支持生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财政对生态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支持区域特色高效生态农业发展。

（三）重塑价值体系，导入高收入实现的策略

在全球技术创新不平衡发展格局下，各国依据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确立其价值标杆，据此构成各自的价值体系。中国的全球化参与是应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之需要，力求缩短工业化进程，达到局部平衡或超越。外向型经济借助于节点城市，特别是在导向性的地域开发政策下，地域经济必然呈现极化与功能分区化特征，由此形成区域结构，进而加剧地域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脱离，导致要素资源配置不均衡、部门经济生产过剩与价值扭曲。

因此，在内外关系上，即在国家层面上，政府必须重点关注关键、核心领域的创新突破，提高在价值链环节的国际比较上的价值定位。在国家内部统一市场体系下，强调劳动力配置平衡，达到劳动价格平衡，进而达到劳动与资本对收益的平衡，同时，引导绿色发展，将外部性转变为现实价值和内生动力。结构性问题体现在价值体系上，结构问题解决则是多层面的。首先，要破解全球化背景下地区或国家间由技术创新形成的中心与外围的梯度关系，即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及其引起的价值体系不平衡。逐步改变当初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思路，依赖价值链低端的产业投资拉动，通过低价格竞争出口，为他国输出福利。其次，要解决在一国范围内因要素配置不平衡，特别是要矫正因条块分割、城乡割裂的行政体制下，问题体现为经济结构与社会转型不一致，在地域开发政策导向下，劳动要素跨区流动取代产业转移，地域生产与消费脱节，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不协调以及改变区域层面的粮食主产区与消费区的结构问题。加强农村产业融合进程，改变工业化或城镇化效应弱局面，改变劳动力积压和粮食供给过剩导致农业生产的“效用价值”滑向“劳动价值”，农业低效益进而造成低效率资源配置的危机。

因此，各类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尊重价值规律，重塑价值体系，把握福利与盈利关系，引导绿色消费，完善服务或支持体系，延伸服务链条和产业链条，引导多功能农业发展，释放巨大的潜在价值。提升健康、绿色生态产品的消费需求量，让绿色成本转移至绿色价格中，发挥绿色食品价格溢出效应。正视福利生产之必要性（非盈利目标），关注农业外部性，进而实施必要的农业补贴，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农业科技支持，化解门槛困惑，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通过补偿机制和引导机制，矫正价值扭曲并优化供给结构；减少有机农业进入者成本，创造就业、提高有机农业进入者的净收入。

注重微观经济层面“效用价值”递减规律下的价值与效率关系，正视劳动者、自雇佣经营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平衡关系，重视劳动配置平衡对于劳动价值平衡关系与主体层面的竞争平衡，关注“效用价值”滑向“劳动价值”过程中的主体收益影响。在价值结构层面，我国农业生产呈现明显的“外部性”，技术支持上呈现外部化特征，把农业服务体系建设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必要条件，应对技术门槛。

在县域经济层面，需要解决资源要素价值低估、矫正结构扭曲问题，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引导价值链位移，通过市场平衡提升部门经济整体价值比附，避免承接低端产业的风险集聚。以绿色发展匡正县域的价值取向，通过绿色规制约束，引导资源节约，寻找传统生产方式的替代方案。加强企业绿色价值链管理，减少资源要素错配、低效率利用，把环境冲击放进改善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整个流程中，重构绿色价值链，通过各价值活动环节的绿色化创新，带来生产力的改善和绿色产品的溢价。直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掘绿色价值，依托绿色发展构筑地方产业链条，体现健康价值；构建共享机制，强化社会监督，创立区域性品牌；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达到资源高效率利用，依托农产品标准化手段，减少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的使用，通过综合性的农业技术改革，达到稳产、高产、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延伸绿色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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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作者简介：曹前满：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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