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没有县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大国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了基础支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无从实现。面向2035年的远景目标，提升县域社会治理的水平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重申城乡社会学这一传统可为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新的思路。面对来自流动化、市场化、金融化和信息化的挑战，县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强调因县施策与分类治理、统筹城乡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着力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城乡社会学；县域；社会治理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表现之一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需要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实现，“三农”问题需要在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大背景下解决。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城乡关系是不断调整和变化且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尽管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学界已不再是热点话题，但在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研究依然吸引了非常多的学者投身其中。当前的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分立还没有真正实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将城市和乡村打通起来研究的愿景。因此需要重申城乡社会学的传统，并以此为视角思考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县域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构成，有着较为独立的逻辑规定和具体的内涵构成。县域社会是联结和黏合城乡的关键节点，县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县域社会治理，就其意义而言，既是理论的，也是现实的。说其是理论的，是因为现有的社会学理论很难充分解释中国的县域社会，因此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特别是要将其纳入城乡社会学的视野进行考察。县域是城乡融合73发展的节点，县域的发展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这样的理论抽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因为很多发展中大国正在面临不断展开的城乡关系这一重大且急迫的发展议题，这是发展中大国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其是现实的，是因为没有县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大国治理的现代化就没有了基础支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无从实现。面向2035年的远景目标，提升县域社会治理的水平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

一、县域社会：城乡社会学的中轴概念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改变多重叠加，且压缩在较短的时间内展开。其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工业化和土地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这导致了所谓的虚拟城市化、半城市化、被城市化，出现了很多城乡连续体之间的中间形态，尚未实现城乡的真正融合发展。这样的中间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关系快速调整带来的社会风险，从而避免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也构成了中国城乡发展的独特面貌，即刘守英等学者所提出的“城乡中国”〔1〕。城乡中国是“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之间的过渡，这个过渡预计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过程之中，社会的不适应引发了诸多问题，且各类社会问题可以在县域得到较为完整的体现，因此需要特别关注县域社会。

（一）城乡社会学的理论传统与分析框架城乡社会学是对费孝通开创的城乡研究传统的重申。

实际上，城乡社会学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视角。费孝通1931年写了《社会变迁研究中的都市与乡村》，这篇文章可谓中国城乡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他在文中指出，要研究乡村的社会变迁，不能脱离都市的背景〔2〕，强调要在城乡关系的脉络里考察乡村变迁。高度关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当地农民和农民工的适应与调整，是在城乡关系变动之中对“人”的强调，这实际上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议题：如何实现“人”的城市化。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思想可以启示我们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推进城乡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的建设。城市化或城乡关系的转型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成为城乡社会学的时代主题。沿着费孝通开创的城乡社会学传统，扎根中国转型与发展的实践，我们曾尝试结合潘光旦的《社会学者的点线面体》提出了一个新的城乡社会学的研究框架，即城乡社会学的“点线面体”框架。城乡社会学首先要考察“人”，这是基本的出发点，人在城乡关系变动之中的体验与感受是城乡社会学的焦点。城乡社会学强调“线”，因为人在城乡发展过程之中要面对人际关系的变动，这样的变动具有明确的时空压缩或“脱域化”特征。进一步而言，人在城乡关系之中的变动需要放在关系脉络之中进行理解。如此，社会结构与个人体验之间的关联就经由关系而确立和界定起来。城乡社会学的确不能仅仅关注“点”或“线”的面向，而是要看到宏观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关注城乡连续统之中的不同形态，诸如村改居、县改市、开发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大型居住区等，它们呈现为城市化的不同“社会生态”样貌，这样的形态实际上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城市化的演进过程。城与乡的互动体现在人口、土地、资本、产品、文化、技术、信息、话语等方面，城乡之间不停地进行着交换与沟通，这是“面”的基本形态。因此无论是解决城市问题，抑或是解决农村问题，都应该回到城乡关系的脉络之中。面的累积就是体，中国城乡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社会问题或困境很可能需要放到历史维度中进行解释，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之中。不了解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很可能就无法完全理解我们面对的挑战。城乡社会学关注城乡关系的动态变化，也就是“变”的一面，不过也需要看到中国社会不变的一面。总之，将历史的维度引入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是必要的，能够极大地丰富社会学想象力。

“点线面体”四个字实际上正好揭示了城乡社会学的不同维度：个体的、人际的、社会的与历史的。有了这四个维度，就形成了构建城乡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线索。而勾连这四个维度的，是不同于个体主义的关系主义理论取向。这一理论视角为城乡社会学的“城乡关系”聚焦提供了理论依据，城乡关系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中国城乡之间的融合亦立足于城乡不同人群之间建立的社会网络，即由“线”至“面”。而县域正74好可以比较完整地考察城乡关系变动的“点线面体”。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城乡关系转型需要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支持。过去一段时间推进城市化过程中累积了不少矛盾和挑战，比如大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出现了空心城；城乡之间出现新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这显示了城乡关系的调整并没有实现平衡和协调发展的预期，因此城乡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既为城乡社会学提供了现实基础，又迫切要求城乡社会学为其提供指导，这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难得契机。新时代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为城乡社会学设定了新的研究议程。新时代的城乡社会学的核心主题是：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而县域社会正好是城乡社会学最为合适的研究单元。

（二）县域社会的特征

从城市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县域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谓没有县域研究就难以了解中国，尤其是要考察中国的城乡融合和社会治理，更是要从县域社会入手。自古以来，县都是中国最为重要的治理单元，“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史记》）。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节点，很难用“城市”或者“农村”这样现有研究中惯用的二分法去进行划分和概括。县域一直是社会学研究中被忽略的领域，正如王春光指出的：“在社会学研究中，县域社会是缺席的，其背后原因是欧美和日本等社会学发达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有历史悠久、建制稳定的县制和县域社会共同体。县域社会是中国独特的社会体系，具有连接基层社会与整体社会的功能。”〔3〕实际上，县域是城乡之间的节点，县域社会就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个城乡连续统的社会体系。从实践的层面来看，县域是各级党政工作中承上启下、至为关键的一环。县域经济占中国经济总量的一半左右，人口数量超过全国总人口的70%，土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90%。县域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实体、区域经济和综合社区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状况关系到党和政府各项政策能否在“最后一公里”落地，也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生活质量。〔4〕由此可见，县域社会有着基础性地位。

县域社会具有整体性。首先，县域是一个政治化的场域，县域拥有一定的政策意义上的决策权，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其次是有明确的党政关系，具备较为规范的议事决策程序，县治是较为完整的基层治理体系；第三，县可以构成一个基本的文化单元，能塑造民众的历史感、认同感以及地域传统文化心理和社会心态；第四，县城是一个“扩大的熟人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是高度地方化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在县域范围内产生的。〔5〕因此，县域是连通城与乡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体。

县域社会具有多样性。县域社会包括乡村和乡镇，但它的多样性程度源自人口数量、空间布局、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治理难度等多方面，这样的多样性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县域所处的城乡连续体的位置所决定的。不同的县域社会，因为地理、地形、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惯习，也面临不一样的社会治理难题，这就体现为县域社会治理的多样性。

县域社会的重要性、整体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县域社会治理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就现实层面而言，县域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切口。就理论层面而言，关注县域社会治理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分割的视角，从城乡社会学的关联视角出发将县域社会治理纳入更大范围的城市化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中进行理解。

二、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挑战

县域社会治理在城乡融合发展乃至国家治理体系之中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县域作为国家政权组织体系的基础，是城乡融合的节点，县域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是今后一段时期提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切入口，也是面向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难点和重点。国家在顶层设计中已经明确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75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壁垒，加快打通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性通道。这是因为县域社会作为城乡连续体的一部分，正面临流动化、市场化、金融化和信息化的挑战。

（一）流动化

人、财、物、资本、知识和信息以超越时空之势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农村与城市、基层社区与全球社会之间进行转移。进一步的城市化意味着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就县域而言，就是向县城集中以及离开县域向更大的城市集中。这无疑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同时也要求有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基于熟人社会的礼俗秩序和基于户籍制度的“齐民”体制都无法真正回应现实的挑战。随着交通设施的不断改善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县域内以及县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流动和交往变得越来越频繁。对很多人来说，生活空间是由互联网、电邮、电话建构的空间，不局限于某个地理空间。流动空间和区域空间的内在张力对县域社会治理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县域面对的流动性挑战，一方面是县域内部人口向县城集中；另一方面是县域的人口流出或人口导入。前者涉及县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城乡融合，更好地为居民提供教育、卫生、住房等公共服务。后者涉及的是，如何针对人口的迁入和流出，形成新的治理架构，从而建设可以适应流动性不断加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市场化

市场化的深入使得所有家庭和个人都依赖于市场而生存，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货币经济或曰市场经济之中。这一过程重新形塑了人们的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规范，县域社会亦是如此，这为社会的组织和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每个人和家庭都卷入了市场体系之后，就成为了拥有自己独立利益的主体，利益的多元化给社会的整合带来新的困难。大量居民是从市场而非政府那里获得自己的利益，从而摆脱了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地方政府需要以新的方式将居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居民有了自己的独立利益之后，如何实现调节利益冲突，势必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重点。县级政府有责任保障市场秩序的有效运行。如何维持公平、公正、适合市场化发展规律的公共秩序，成为县域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之一。尤其是如何保证政府不随意或盲目地介入市场或扭曲市场。因此县一级政府需要依法、高效地做好各个环节的衔接，保障市场的诚信、公正、公开、公平，使县域真正成为现代市场化经济各种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的场所。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不少县域还存在着市场秩序混乱的情形，这对社会秩序形成很大的冲击，不利于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

（三）金融化

金融化趋势正在影响着政府和普通居民。县域社会卷入金融化，一方面可能会享受金融红利，但另一方面又可能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县级政府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金融化倾向，从经营乡镇企业、经营土地，转向经营县城。政府通过组建平台公司，以县级财政和土地抵押进行担保，从而提高杠杆、盘活资源，这种做法的确从表面上拉抬了地方的经济指标和发展数据，然而县级政府的“投资一切”“一哄而上”的过度金融化，很容易引发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土地财政依赖、地方平台公司的空壳化使得地方性金融风险形势严峻。〔6〕过度金融化可能会引发治理风险，甚至严重影响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性金融风险正成为县域社会治理的重大隐患，需要予以密切关注。普通个体和家庭也陷入了金融化，民间借贷、住房、养老、健康等领域都成为居民投资的方向，而很多领域的监管不到位、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地方性“爆雷”事件不断发生，很多居民深受其害。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分布式网络结构对于县级政府的治理能力是一大考验。〔7〕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提前预判风险，妥善处理相关事件，就很容易损害管治威信，阻碍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

（四）信息化

随着互联网在全国的迅速普及，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互联网经济体迅速发展，县域社会享受到了信息化和互联网的便利。当前县域的工作、生产和生活方式都逐渐向更大城市靠拢，网络以及网络所带来的时尚生活成为大城市与县城之间的媒介，从这个层面看来，似乎大城市与县域社会相差无几。“小镇青年”甚至成为互联网的重要76力量，“淘宝村”的兴起改变了“进城购物”的传统模式，信息化和互联网对县域社会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县域社会正面临生产、生活和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但是，多种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向大城市靠拢和集中的趋势使得不少县域社会遭遇更大的发展不平衡的难题，虹吸效应限制了县域社会的城镇与产业规划和人口规模与就业机会的扩大。更大的挑战是，信息化和互联网使得地方性事件很快引起全国关注，这对地方社会治理能力是巨大的考验。如何精细化治理，如何引领社会舆论，如何培育社会心态，都是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县域治理面临着来自流动化、市场化、金融化和信息化的多重挑战，但现有的县域治理研究没有对此进行深度挖掘。城乡社会学要回应中国社会转型出现的各种社会治理现实问题，便要聚焦于如何推动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三、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探索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回到城乡社会学的视角。这就要求我们在城乡关联的脉络中探索破解城乡不平衡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治理难题，研究城乡连续体中的不同形态，尤其是县域，可有助于提炼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知识和方法。城乡社会学的启示是，必须改变城乡割裂或对立的认知。枉顾城乡之间的广泛流动和联结而孤立地考虑城市治理或者农村治理会使社会治理陷入误区，县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在城乡之间流动和联结前提下进行思考。陈丽君、郁建兴、董瑛在《中国县域社会治理指数模型的构建》中指出，县域社会治理成效测量要围绕社会管理、政社共治、社会自主治理和科技支撑四个维度展开，这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从以人民为中心、城乡统筹、因县施策、提升能力、激发活力等层面持续推进。

（一） 县域社会治理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享、共富的价值观

县域社会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强调把人民摆在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县域社会治理，始终要做到社会治理是为了人民、社会治理要依靠人民、社会治理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具体而言，以人民为中心的县域社会治理就是以人民的生活需求、生计需要和生机活力为中心。特别是要聚焦民生建设与民心凝聚，强调人民群众生活本身的逻辑与要求，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依归。就现阶段而言，以人民为中心的县域社会治理要真正从人民的生活出发，从可持续的生计出发，从激发社会的活力出发，这样才能以民生为要、聚合众力，促成县域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

以人民为中心的县域社会治理，要更加强调共享、共富的价值观，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重要价值取向，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同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共享、共富是县域社会治理的精神指引，又是实现社会团结的精神保障，无论是脱贫摘帽的县域，还是经济发达的县域，都要坚持这样的导向，且要贯彻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与措施之中，做到强县富民与社会治理转型升级的有机统一。

县域社会治理要统筹城乡，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县域社会治理是整合城乡治理的中心地带。县域社会治理要站在县域发展全局的高度，切实把握城乡关系的动态平衡，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一体化作为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切实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与治理的动态平衡。县域社会治理要放在统筹城乡的大背景下谋划。我们需要注意到：一方面，人口向城市、县城、城镇的流动化趋势会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有助于提升城乡一体化的水平以及城乡之间的依存度。在城乡之间流动性增强和依存度提升的背景下，县域社会治理需要统筹城乡，做到一体规划、一体推进。城乡融合，而非城乡割裂，才是社会治理的目标。

县域政府不能只看经济指标的增长，县域政府必须对县域社会发展有全局性把握，包括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公共管理、优化社会治理等等。特别是在今后一段时间，推进乡村振兴是县一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乡村振兴要统筹城乡，既离不开经济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治理；既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又不能超出77社会治理的承受能力。因此县域社会的整体性决定了要融合经济政策和社会治理，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协调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三个方面：寻求一种可以将社会治理与经济政策更好地协调且调动各方积极性的制度安排；确保经济发展对人民的生活、生计有直接的益处，这包括新的产业发展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助力，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社会治理要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环境。经济的发展要保障更多的人可以从中受益，特别是扩大就业、增加创业机会。县域经济项目要注重包容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经济的增长要扩大受益面，不能只是少数人获益。从更为一般意义而言，就是要将产业政策与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县级政府要谨慎使用金融杠杆发展产业，要提高防范地方性金融风险的能力，要加强涉及居民投资的各类项目的监管。社会治理不能以损害社会的活力和生机为代价，要在生活与生计、生机与秩序、稳定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治理不足，以发展的名义放任扰乱秩序的经济活动，而不予以管控；二是治理过度，以稳定与安全的名义，抑制各类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和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二） 县域社会治理要因县施策，立足县情分类治理

每个县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文化传统、发展水平不一，因此县域社会治理不能千篇一律，要在中央精神和法治的大框架下因县施策、分类治理。县域治理一定不能脱离实际，不能简单地照搬照学，而是要真正立足本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脉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一般而言，人口导入的县域与人口流出县域和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与经济较为落后地区之间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都非常明显，社会治理的难题、重点和突破口也不一样。对于人口导入的县域，要破除户籍界限，让非户籍人口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公共服务；要加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团结，提升流动人口的归属感；要提升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服务流动人口的供给水平，扩大服务的覆盖面；要加强群团组织和专业性社会组织服务流动人口的能力和水平。对于人口流出县域，要充分整合县域社会资本，合理利用外流人口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引导人才回流，优化返乡定居、就业、创业环境；推动先富群体投身乡村振兴等。对于经济较为发达地区，要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率先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和突破。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要转变观念，将社会治理作为招商引资和乡村振兴的“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以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各个县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传统，从实际出发，从老百姓的急、愁、盼出发，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这样的社会治理创新才是受老百姓欢迎的，才是可持续的。

（三） 需要加强县域治理能力建设，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县域治理能力建设是“十四五”规划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重要课题。从制度建设上看，县域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要强化县域社会安全体系，维护一方和谐稳定。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为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要以提高县域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行动目标，构建网络化、精细化、信息化的开放、共享的县级管理服务平台。

县域治理的现代化需要现代化技术的支持，以促进社会治理的转型升级和治理效能的提升。县域治理要有互联网、大数据思维，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丰富社会治理手段，加快推进治理的数字化改革，提高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与精准化水平，从而整体提升县域社会治理能级。中央层面要把县域社会治理列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给予县域政府更大的权限，使其能够基于本地情况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而不必过于强调上下对应，要更为精准地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考核。

（四） 县域社会治理需要激发社会活力，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是激发社会活力的关键。县域社会治理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力的县域78发展格局。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从而形成一个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应该说，很多县域政府在激发社会活力上认识还不到位，这需要尽快转变观念。面对一个日益开放、多元且复杂的社会治理场域，县域政府需要建立与社会力量之间合理的对话、沟通和合作机制，激发政府、市场、各类社会组织和居民（村民）的活力。充分调动各种主体的积极性，增强整个县域社会的自组织性。特别是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释放空间让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要建立超越地理空间的社会治理行动者网络。县域社会因流动化和信息化而更趋复杂，很多社会问题溢出了县域的地理空间范围，这意味着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方法可能无法回应现实需求，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超越地理空间的社会治理行动者网络。对于人口输入型地区而言，需要加强与输出地之间的信息沟通；对于人口输出地而言，需要加强与输入地之间的联系。社会治理的网络化就是要加强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信息、资源和人员的交流，从而达成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县级政府和社会将在信息、资源和目标等多个层面互动，依赖网络中的行动者与组织来提升互动效果。社会治理的网络化要求县域政府必须主动拓展能使资源得到有效整合的社会网络，并依靠该网络获取最全面的资源，以解决社会治理难题。这样的网络要求行动主体有高效的行动力，必须保障网络多元主体的有效沟通与激励。从县域社会治理角度看，在县域治理事务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县域政府一方面要善于借力于网络中的各类行动主体乃至外部资源，另一方面也要提升自己超越地理空间的社会治理水平。

四、结语

县域社会治理是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点，对保证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至关重要，因此城乡社会学视野下的县域社会治理要从洞察民情、关注民生、凝聚民心出发，在城乡关联的脉络之中实现县域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乡社会学要面向县域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既要扎根基层，又要引领实践。社会学工作者要从每一个人、每一个村庄、每一个社区所面对的县域社会治理的鲜活体验出发，激发社会活力以解决实际难题和实践挑战，从而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和县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建设面向新的城乡社会学视野下的县域社会治理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如果在建构中国的县域社会治理上有所建树，就可以促进中国社会的协调、平衡和共享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另一方面，从理论建设的层面，在县域社会治理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和抽象，也可以为国际同行提供一个有别于经典社会转型理论的参考框架，从而为全球社会学知识体系增添中国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6页。

[3]王春光：《县域社会学研究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

[4]曹东勃、宋锐：《克服县域治理中的官僚主义》，《文化纵横》2019年第5期。

[5]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6]杨典、欧阳璇宇：《金融与县域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县域社会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

[7]艾云、向静林：《分布式网络、复杂性与金融风险治理——一个多层级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9期。

文章来源：《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何雪松，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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