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民族地区实现乡村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然而，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无疑给乡村振兴带来了现实难题。要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城乡分割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根源，它使城乡之间在就业收入、社会制度、生活条件、文化认知度等方面产生差距。结合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消除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是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乡村振兴; 民族地区; 农村“空心化”治理; 城乡分割; 城乡融合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乃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就意味着，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农村出现了较为典型的“空心化”现象。很显然，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共同作用的产物。本质上看，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是农村建设主体“脱域”的社会现象。农村建设主体的“脱域”必然制约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因而，也就制约着乡村社会结构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可见，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已成为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大现实难题。要顺利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将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提上议事日程。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快速城镇化引发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现象的出现，学术界开始关注农村“空心化”问题［1］。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空心化”的内涵界定、形成机制、引发问题、治理途径等四个方面。在内涵界定方面，学者以不同视角审视农村“空心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地理空间视角，认为农村“空心化”体现为传统村落地理空间格局的重大改变。比如，刘彦随认为，农村“空心化”是由于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的“人走屋空”，以及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逐渐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外扩内空”的不良演化过程［2］。二是人口学视角，认为农村“空心化”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导致农村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青壮年离开，妇女、儿童和老人留守)的现象。比如，林孟清认为，农村“空心化”是农村人才大量流失，导致农业、农村地区的工副业、文教科研和卫生部门的人才出现严重空缺的现象［3］。三是综合视角，认为农村“空心化”是农村各方面发展出现退步的现象。比如，戴攸峥认为，农村“空心化”是农村的各项事业出现停滞甚至萎缩的现象，既体现为土地、人口、地理等硬环境的“空心化”，又体现为农村组织、传统文化等软环境的“空心化”［4］。在形成机制方面，学者认为农村“空心化”是农民追求现代化生活思想观念［5］、农村产业发展落后［6］、城乡制度二元结构［7］、自然资源匮乏［8］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引发问题方面，学者认为农村“空心化”改变了传统村落共同体的“人—地”关系格局，造成农村经济停滞不前［3］、社会面临信任危机［9］、文化传承面临断层［10］、基层政治面临公共权威丧失［11］等多方面的问题;在治理途径方面，刘永飞［12］、钟震颖［7］、伊庆山［13］、戴攸峥［4］等学者分别从产城互融、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城镇化等视角进行了探讨。

国内外学者关于乡村振兴的关注缘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当前，学术界主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内涵、途径等问题展开探讨。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既是对国内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性继承与发扬，也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最新战略布局与要求［14］。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战略、新部署、新要求，其核心是“战略”，关键是“振兴”，靶向是“乡村”［15］，它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总要求的升级版［16］。关于乡村振兴的实现途径，学术界基于阶层重构［17］、主体培育和重构［18］［19］、乡村治理结构优化［19］、产业融合［20］［21］、“新三农化”［22］等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纷纷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出谋划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学术界对农村“空心化”与乡村振兴的关注较多，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其一，极少有人关注乡村振兴与农村“空心化”治理之间的关系。当前，乡村振兴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毫无疑问，农村“空心化”给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了难题，因此，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加强农村“空心化”治理。基于此，探讨乡村振兴与农村“空心化”治理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二，极少有人立足于城乡分割和城乡融合视角探讨农村“空心化”问题。事实上，城乡分割是造成农村“空心化”的根本原因，要治理农村“空心化”，就要消除城乡分割。而以城乡融合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无疑是消除城乡分割的一剂良药，也是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关键所在。其三，专门研究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问题的成果较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总体落后，其乡村振兴任务更为艰巨，而民族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多，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大，对乡村振兴的制约更大，因此，关注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问题具有时代意义。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从城乡融合视角探讨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治理问题，是一个值得开拓的重要领域。

二、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乡村振兴的现实难题

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是指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三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出现的大量人口外流、产业发展滞后、村庄布局失衡、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等不良社会现象的演变过程。农村“空心化”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具有多种外在表征，其中，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地理“空心化”、文化“空心化”是最为重要的外在表征。显然，以“四化”为特征的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使得乡村缺乏生机和活力，加剧了乡村的凋敝和衰败，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现实难题。

1． 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加剧了人力资源流失，导致乡村振兴主体缺失。乡村振兴能否取得成功，人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村民。村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又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参与者。只有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充分满足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需求。然而，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外流严重，人口结构失衡，乡村主体性缺乏问题突出，尤其是大量乡村精英流失加剧了乡村发展中的人才匮乏问题，导致乡村振兴因为人才瓶颈而变得举步维艰。可以说，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给乡村振兴带来了人力资源缺乏的严重挑战，只有吸收大量懂技术、会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及高素质知识分子回村或下乡，切实解决乡村振兴面临的主体缺失问题，乡村振兴才能获得成功。

2． 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弱化了基层组织权威，导致乡村振兴缺乏组织保障。村党支部、村委会等基层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者，乡村振兴能否顺利推进，基层组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削弱了基层组织的作用。农村党支部是乡村振兴的“主心骨”，发挥着领导、组织、动员等作用。由于农村精英流失，以及部分精英的离心倾向［23］等原因，农村党支部缺乏高素质党员，最终使其无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无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并取得成效。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乡村振兴的主导者，发挥着整合资源、组织实施、动员群众等作用。农村人口流失、人口结构失衡使得村委会选举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而且青壮年男人长期在外，导致村委会的号召应者甚少，久而久之，村委会的权威势必弱化。此外，产业“空心化”、人口流失对农民成立能够代表自身利益诉求的经济合作社和民间组织也极为不利，或者即使组织成立了，其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

3． 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削弱了乡村经济基础，导致乡村振兴面临资金压力。乡村振兴是农村的全方位振兴，涉及面广，资金需求量大，若不具备雄厚的财力作为基础，乡村振兴将难以取得突破。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现实情况严重削弱了乡村的经济基础，使乡村振兴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一方面，农村产业空心不仅使传统种养殖产业无法正常发展，而且产业链的破坏通过传导机制，会影响农村各行各业的繁荣发展，最终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缺乏产业支撑而变得乏力甚至停滞不前。另一方面，在农村，由于缺乏规划而任意建房造成的土地资源浪费，“内空外张”格局等问题增加了乡村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成本，从而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更为严重的资金压力。

三、城乡分割: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根源

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阻碍了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因此，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笔者认为，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之间在就业收入、社会制度、生活条件、文化认知度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一)经济因素:城乡就业收入差别化

农民外出务工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直接原因，而城乡之间就业收入的差别无疑是农民外出务工的重要推力。民族地区大多地处山区，耕地资源少，人多地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技术普遍不高，机械化生产程度低，劳动效率低等因素加剧了农业生产成本，使得依靠传统种养殖业难以脱贫致富。而城市往往产业较为发达，就业机会多，在城市就业，工资收入远高于农业收入且有保证。笔者在广东省惠州市蓝田瑶族自治乡调查时，不少农民反映，在外务工一般平均月工资3 000元以上，而在家务农往往仅能解决吃饭问题。因此，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便成了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基于城乡就业收入水平高低的理性比较，为了养家糊口，改善生活质量，一些农民便会选择放弃农业生产，进城务工。由此，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最终造成农村人口“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二)制度因素:城乡社会制度二元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现实情况，为了加快城市经济发展进程，政府提出了“工业优先发展，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理念，构建了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与此相应地，也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制度体系。城乡分割的社会制度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农民市民化进程，削弱了农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引发了“空心村”的出现。一方面，农民工选择“城乡两栖”，使得住房资源浪费，房子利用率低、乱建新房等地理“空心化”问题出现;另一方面，农村土地资源无法有效释放，导致土地撂荒等产业“空心化”问题。因此，城乡二元制度体系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制度根源。城乡制度体系由就业、教育、医疗、土地、户籍等制度构成，其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土地分割制度对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形成影响最大，这是因为: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身份制度，户籍制度附带着多种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其覆盖范围涉及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多个领域［24］。也就是说，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制度是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这些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引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引致的城乡社会权利和社会福利的二元分化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助推了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进程。比如，我国城市教育制度与户籍制度高度挂钩，若农民无法获得城市户口，那么其子女就无法享有与市民平等的教育权。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他们只能让子女回乡接受教育。子女在农村读书，他们就不可能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房子。就土地制度来说，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长期发挥着对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功能，土地制度与农民的生存问题和流动状况密切相关。城乡二元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给农村土地的市场化交易设置了制度壁垒，增加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难度，降低了农村土地流转的收益。因此，基于未来风险预期的不确定性，守住具有保障功能的农村土地便成为农民应对未来风险的理性选择。因而，乡村人口转移难以实现农村居民点用地缩减，农村住宅“季节性闲置”、“两栖占地”等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8］。

（三）生活条件因素: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

长期以来，受到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市优先发展”思维的影响，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投入了巨大财力，用于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对农村却缺乏足够重视，最终导致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城乡规划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大，这也是诱发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重要环境原因。就前者来说，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城区，还是微观层面的社区，城市都坚持“规划先行”的原则进行建设，工业、商业、生产、生活等各功能区划分科学，各功能区治理井然有序，环境干净优美，而农村往往基于生产便利、交通方便等原则建立住房，缺乏科学规划，无功能区划分，生活区、生产区、养殖区等混杂在一起，且房子分布较为分散、杂乱，导致村庄治理难度较大，环境脏乱差问题突出。就后者来说，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通讯、网络、水电、医院、学校、商城等硬件设施应有尽有，生活、出行、购物、就医、教育等方面极为便利，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最近几年有所改善，但民族地区多位于偏远山区，工程施工成本高而政府财力有限，导致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缓慢，饮水不安全、出行不便、能源不足等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仍不能有效解决［25］。显然，良好的生活条件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而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期许，因此，基于城乡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居住，便成为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的首要选择，而随着农民向城市转移，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也就在所难免。

（四) 文化因素:城乡文化认同度差异化

城乡文化认同度的差异化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思想渊源。所谓文化认同度，是指人们对属于自己的共同文化的心理接纳程度和喜爱程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日益增强，长期生活较为封闭的农民获得了更多接触城市文化的机会。在与城市文化的互动45过程中，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逐渐着迷于个性鲜明、多姿多彩的城市文化，甚至错误地认为城市文化是时尚的、先进的、科学的，而乡村文化是保守的、落后的、愚昧的，随之，便趋之若鹜地热捧城市文化，逐渐冷落和疏远乡村文化。有些农民为了体验城市文化之美好，便放弃了对农村文化的坚守和追求，而选择到城市就业、居住或娱乐，从而引起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对乡村文化缺乏坚守和传承，甚至断裂，进而出现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事实上，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资源，都是构成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各有千秋，各有魅力。应该说，乡村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因为，中国的社会就是乡土性的［26］(6)，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27］(612～613)。

四、走向城乡融合: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基本方向

综上可知，城乡分割是造成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根源，要治理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问题，就必须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融合。以“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为旨归的乡村振兴战略无疑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提供了重要机遇，这也是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基本方向。

(一)推进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城乡收入差别对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形成的重要推动作用，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成为农村“空心化”治理的主导性思路，其解决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产出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品质，提高农产品价格，进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一方面，针对农民依靠经验发展种养殖难以提高农产品产出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由于长期在外打工，对农业生产的参与度有限所导致的对农业生产技术的生疏化、陌生化，要大力发展县级职业技术教育，并以此为平台，为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提供各种农业技术培训，提高其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组织农业专家下乡开展农业技术讲座，并进行田间技术指导，帮助农民解决农业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全面提升农民科技兴农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鼓励参与扶贫的企业或社会组织精准资助等途径帮助农民添置现代农业生产设备，力争在有环境、资源等条件的地区全面实现机械化耕种，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劳动舒适度。

2． 发展特色产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产业是实现农民可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但如果产业盲目上马，不仅不能实现增收目标，甚至会血本无归。因此，必须在特色产业上下工夫，打造民族地区品牌产业。不同地区在区位、资源禀赋、民族文化等方面有差异，而这种差异往往蕴含着优势，也是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的重要基础。为此，政府要立足于地方优势，整体规划地方产业，引导农民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避免盲目跟进导致产业贬值和水土不服。比如，传统文化保持较好的地区可以发展民族风情旅游业和民族工艺品业;距离城市较近的地区可以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土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可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种养殖业;等等。同时，要根据农业与相关产业的关联性，建立农村产业体系。完整的农村产业体系不仅有助于为农民就地就业提供更多岗位，而且有助于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民族地区的政府不能仅仅满足于做农产品原材料的提供者，更要做好农产品的加工，通过引进人才和技术，建立农产品加工厂，实现农产品深加工，以扩大农产品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并发展农产品服务业，完善农产品营销网络，扩大农产品销售渠道，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3． 精准选择产业经营模式，构建农户受益机制。选择适合特定产业的经营模式，构建农户受益机制，是保障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提高的重要基础。当前，基于产业“空心化”突出，农民素质较低，因而无法独立做强做大产业等方面条件的制约，要重点支持龙头企业下乡投资，鼓55励乡贤回乡创业，形成“龙头企业+农户”和“能人+农户”两种经营模式。就前者而言，一方面，政府要利用招商引资的机会，积极向企业推介本地产业，并给予税收、贷款、土地流转等优惠政策，吸引其下乡投资办厂;另一方面，要引导农民以入股、出租等形式流转土地，以保障自身可持续获得收益，以及为企业规模化发展产业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就后者而言，通过创立创业基金、提供无息贷款、减免税收等途径，为本地大学生或者外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其成功创业，发挥产业致富的表率作用，带领更多农民致富。

4． 成立农民合作社，提升农民产业发展话语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由此可见，小农户作为主要的经营主体将长期存在。而小农户“经营方式的落后性、市场交易中个体状态的脆弱性、分散状态下的自利性”［28］等特点极为突出，使其难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有效应对风险。鉴于此，应成立农民合作社，让农民在抱团中提升话语权，以保障自身利益。

(二)加强制度改革，实现城乡制度一体化

如前所述，城乡分割的社会制度限制了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这是造成农村“空心化”的制度根源。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治理，必须对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进行改革，实现城乡制度一体化。

第一，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承载的过多的附加功能是其阻碍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原因。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着眼于剥离附加其上的就业、住房、医疗等各种福利，还原其人口登记的本真功能［2］。基于此，要落实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的“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等文件精神，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全面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为实现城乡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制度的一体化，农民工扎根城市，从而释放农村土地资源，奠定制度基础。

第二，第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如前所言，土地对于农民生活的保障功能是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土地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让农民尽可能释放土地资源，就必须将依附于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予以祛除［29］。而要祛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就应该提高土地的当前收益，以此换取土地基于未来的保障功能，即用土地当前的高收益保障农民未来的生活。要达到此目标，就必须围绕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收益问题，加强土地制度改革。就宅基地制度改革来说，一方面，要加强“一户一宅”政策的宣传力度，严格执行农村建房报批制度，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避免盲目建房导致宅基地的闲置浪费;另一方面，要在严格执行“禁止城里人下乡置地建房”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完善农村住房出租市场，发展农民住房出租业务，为有下乡意愿的市民体验农村生活提供房源，以进一步充实农村人口，盘活农村闲置住房资源，提高农民收入。就农村承包地制度改革来说，一方面，要推进农民土地流转，鼓励农民以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农业龙头企业，盘活存量土地，提高土地生产效益;另一方面，要建立土地有偿退出机制，以代缴社会保障金、一次性买断等方式鼓励农村非农从业者放弃土地承包权，并将其所放弃的土地再次进行承包权确认，以避免农民故意闲置土地，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为有耕种意愿的农民发展产业释放土地资源。

(三)推进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均等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农村现代化，并将其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措施。推进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基础性公共服务均等化无疑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空心化”的措施。这是因为，现代化的农村规划科学、区域功能划分合理、水电网等基础设施完善、交通方便、生态宜居，其不仅具有与城市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而且拥有城市无法比拟的秀美风光、田园生活。这样的农村不仅会吸引农村人口回流，还会吸引城里人下乡投资、旅游、养老，从而有效解决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推进农村现代化，首先要做好乡村规划工作。政府有关部门要组织专家根据地方区位65特点对乡村进行重新规划，做到一乡一规划、一村一规划，避免规划的盲目性和模板化。同时，要将乡村规划与小村庄合并有效结合起来。小村庄规模小，有些甚至位于地理条件恶劣的山区，若要实现所有小村庄基础性公共服务均等化，必然会财力不支，也无必要性和可能性。基于此，应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推进小村庄合并，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或小城镇。其次，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加速完善乡村的水电、网络、通讯、交通、商城、医院、学校、乡村公园、乡村广场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服务设施，实现基础性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民生活的便利度和舒适度。其中，农民尤为关注的医疗和教育问题，可通过创新城乡医院和学校相互交流机制、县城医院和学校下乡设点等途径，弥补乡村在这两方面的短板，以满足民生需求。再次，要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建立美丽乡村。建立生态文明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农村具有美丽乡村的天然条件，但是由于缺乏有效治理，导致很多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较为严重。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农村环境治理，让农村变得更美丽。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提高卫生意识，让其充分理解“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真正内涵;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民完善环境卫生设施，为建设干净整洁的美丽农村创造条件。

(四)增强乡村文化认知度，实现城乡文化融合发展

增强农民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知度，提高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认同感，增强乡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让农民扎根农村，发展农村，传承农村文化。事实上，农村具有城市不可比拟的优点。城市绚丽梦幻的灯光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令人着迷，乡村美丽的田园风光和清新怡人的空气同样令人神往;城市朝九晚五的高效率生活方式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令人赞叹不已，乡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劳作方式与天人合一、平和淡然的生活态度同样令人陶醉;城市散发的理性、个性、科学、自由、开放等价值理念是国家现代化发展之所需，农村社会秉承的“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社会交往准则，以及“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朴素道德观更是民族复兴之所需。乡村文化的无限魅力彰显了增强乡村文化认知度的内在合理性和必要性。

增强乡村文化的认知度，一是政府要借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契机，加大对农村文化的宣传力度，让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优点和魅力，用正确的眼光审视乡村文化，增强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当农民有了这样的认知，他们便会扎根农村社区，振兴农村产业，传承农村文化。二是要推进城乡文化相互融合。通过文化下乡、社会工作介入、宣传教育等途径，在农村传播现代文化，用理性、民主、科学等现代价值理念影响和改造乡村文化中保守、封建和落后的成分，让乡村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传承，始终保持先进性，不断增强生命力。尤为重要的是，为了提升文化传播效果，文化传播的形式不能仅仅停留于各种文化活动的宣传和开展，而应着力于推动乡村组织化建设，帮助农民建立诸如广场舞队、腰鼓舞队、民族手工艺品小组等各种微型自治组织，为促进城乡文化长期融合发展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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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简介:黄开腾(1981－)，男，海南临高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社会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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