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亚越黄陈萍：迭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扩散逻辑——以“村情通”的扩散为例-湖北大学县域治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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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越黄陈萍：迭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扩散逻辑——以“村情通”的扩散为例

来源：《中国行政管理》发布时间：2020-11-09 浏览次数：

摘要：我国各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形式多样,但也出现了创新不可持续、不可扩散问题。从原生于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村情通”到“龙游通”、“衢州通”的迭代创新,为研究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支撑。在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引发的基层社会治理压力,创新变革导向的领导干部推力,是创新扩散的主要力量。从对创新的简单模仿到主动学习,从创新的自发扩散到政府主导的扩散,是创新扩散的主要方式。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本身的特殊属性、政策企业家和媒体力量的推动以及宏微观环境的支撑是创新扩散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创新扩散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并将治理重心落在基层;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也成为国家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然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数量虽多但也出现了创新不可持续、不可扩散问题,具体表现为:各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产生了众多的“模式”,但绝大多数模式只局限于一地而缺乏普适性,或者如昙花一现,形成了独特的“孤岛”现象、“烟花”现象。[1]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孤岛”现象、“烟花”现象,从理论上分析,一个是空间维度上的创新扩散问题,另一个是时间维度上的创新可持续性问题。表面上看,时间持续与空间扩散是分属于两个方面的不同性质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如果一个创新在空间上不断扩散,同时也就意味着在时间上不断持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创新的扩散同时也就意味着研究创新的可持续性问题。

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Walker、Rogers、Gray、Berry等学者从传播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丰富了政策创新扩散①理论,使之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什么是创新扩散?Lucas(1983)认为,创新扩散是某种创新从其发明和创造的发源地传输到创新的最终使用者或者采纳者的过程,扩散过程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沟通。[2]Everett Rogers(2003)对创新扩散的定义是:一项创新传播的过程就是扩散,是随着时间流逝通过某种渠道在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被沟通的过程。[3]在学者们对创新扩散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联系“扩散”的传播学概念,我们认为,“扩”是指创新成果的社会影响力的扩大,“散”是指创新成果在地理范围上的转移;创新扩散,是创新成果的始创者与创新成果的采纳使用者之间的一个动态的传播与沟通过程。

对于创新扩散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三个方面:即是对为什么扩散(影响因素)、怎样扩散(过程阶段)和如何扩散(扩散模型)的研究分析。[4]

(一)关于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从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个角度探讨了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DavidDolowitz和DavidMarsh认为驱使政策被采纳推广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新政策的优势、行政环境的压力以及上级指令的要求。[5]此外,学者们还研究地缘关系、全国性或区域性交流网络、政策企业家和支持联盟力量以及政策的本身属性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Fabrizio Gilardi和KatharinaFugliter的研究表明,行政区的特色以及两个行政区之间的距离、关系、政策成功与否甚至党派网络均会影响公共政策的模仿程度,即影响创新扩散。[6]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和地方实践,探讨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和机制模式,如卢福营提出创新的内容和性质、创新的成本与收益、创新延扩的方式和手段等是影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因素。[7]杨代福和沈玲丽的研究表明,政策主导者的根本动机、上级政府主导的外部压力、以政府内部互动为主的学习渠道这三类因素对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具有显著的影响。[8]

(二)关于创新扩散的过程

Everett Rogers(1962)提出创新扩散S曲线理论,通过对多个创新扩散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和总结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和创新扩散过程特征,将创新扩散这一过程分为认知、说服、决策、实施、确认5个阶段。[9]Anelissa Lucas从阶段论视角出发,提出将政策扩散过程划分为政策再发明、政策发展、政策试点、政策的调节修改与政策的融合等五个阶段,且这五个阶段并不都是线性发展的,有时可能存在并存和跨越。[10]国内学者王浦劬、赖先进指出,中国典型公共政策(如暂住证政策、政务中心政策、开发区政策等)的扩散在时间维度上与国外一般公共政策扩散并无明显差异,也呈现S形曲线。[11]杨代福、刘新研究了美国社会治理的创新过程,认为美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除了典型的S型扩散以外,还有R型扩散、阶梯状扩散等。[12]

(三)关于创新扩散的模型

FS Berry和WD Berry提出了四种创新扩散模型:一是公共压力模型,公共压力可能来源于公民和公共机构的服务对象,公职人员在公民或者媒体对公共问题的呼声中尽快找到解决方案;二是学习模型,通过仿效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进行复制性的实施,是创新推广的方式;三是竞争模型,竞争可能来源于其他公共机构创新行动对组织的刺激或其他服务提供商对组织的威胁;四是垂直影响模型,通过一个垂直领导的强制规定即可有力地推动创新扩散。[13]类似地,有的研究者主要着眼于地方政府创新扩散过程的模型建构,如Charles R.Shipan和CraigVolden提出学习、竞争、模仿和强制型政策创新扩散机制。[14]国内学者王浦劬和赖先进提出了中国政府公共政策扩散的四种基本模式: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模式;自下而上的政策采纳和推广模式;区域和部门之间的扩散模式;政策先进地区向政策跟进地区的扩散模式。[15]杨代福、沈玲丽研究了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指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扩散是一种“晋升锦标赛”驱动的、上级压力主导的准社会学习模式。[16]

目前我国学界的很多研究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创新等同起来,表现为很多学者通过对地方政府创新奖的项目案例分析来探究这些项目创新的动力、模式、可持续性以及扩散路径等,但是这种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创新研究忽略了其他主体(例如村或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等)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独特性。而在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问题的研究上,尽管也有不少案例研究来描述创新扩散的过程,但在进行案例分析时总体还处于描述和归纳阶段,局限于静态“解释现象”的层次,缺乏深度再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过程并揭示创新扩散逻辑的研究。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以一个村级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实践作为具体案例,通过分析从“村情通”到“龙游通”再到“衢州通”的村域——县域——市域的创新扩散过程,探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逻辑。

二、案例: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的迭代创新

从2016年发端于草根的“村情通”,到2018年优化升级的“龙游通”,再到2019年系统智慧的“衢州通”,三年的时间从一个村到实现衢州市全域覆盖运行。作为一项最初源于一个村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其社会效益突出,获得“浙江省民生获得感示范工程”“第五届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十佳创新奖”等,并被写入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过程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阶段过程

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过程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

创新试点阶段:“村情通”在村域产生。“村情通”,最早起源于农村基层干部的探索创新,主要动因是为了缓解由群众矛盾产生的治理压力。曾经,地处衢江畔的张王村环境脏乱差,是远近闻名的“后进村”“上访村”。而问题的根源大多出在村务公开不规范、信息不对称上,村民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回复,村干部缺少了解村情的有效途径,成为隔在村民、村干部彼此信任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2013年12月,东华街道党工委为了加强对张王村的管理,调任袁平华担任村支书。袁平华想到了利用互联网技术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搭建一个交流互动e平台。2016年6月,“村情通”1.0版本正式上线,设置了“三务(村级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村民信箱”“随手拍”“红黑榜”等板块,老百姓可以随时反馈问题上报处理,村干部可随时解答、说明、反馈。2016年6月5日,张王村第一条村情动态信息发布后,当日浏览量达到280余次。[17]

经验扩散阶段:“龙游通”在县域推广。“村情通”在张王村的应用获得了较为显著的治理成效,在良好的民众口碑的助力下,以一种自发的传播方式,逐步扩散到其他街道和乡镇。2017年4月,龙游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少华到张王村调研,无意中发现“村情通”村务管理模式,立即向上报告。龙游县政府通过认真调研和深入研究,以系统整合优化为抓手,边推广边迭代,创新建成“村情通”系统2.0版本。“村情通”推广覆盖全县262个行政村,各村结合实际情况广泛应用“村情通”开展社会治理。在“村情通”应用基础上,2018年5月,龙游县推出面向城镇社区的“社情通”、面向工业园区的“企情通”,最后实现“三通合一”,融合成覆盖全县域的为居民和经济主体提供多领域、全方位服务的便民神器——“龙游通”。截至2019年11月底,“龙游通”已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社区和工业园区,关注人数已达32.9万人,总浏览量已突破1亿。办结村民诉求4.3万余件,成为老百姓“能够用、喜欢用”的服务平台。[18]

优化升级阶段:“衢州通”在市域扩散。“村情通”、“龙游通”有效破解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基层组织作用发挥难、群众办事诉求难、组织发动群众难等难题,显示了良好的治理效能。为更好地提升本地政府的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衢州市其他县(市、区)纷纷学习和模仿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了本地化的“村情通”、“龙游通”式智能平台,如柯城区“点点通”、衢江区“钉格通”、江山市“一家亲”、常山县“慢城百事通”、开化县“E掌通”等。之后,随着扩散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村情通”、“龙游通”创新成果经过多次的试点验证,被龙游县的上级政府即衢州市采纳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战略中。2019年初,衢州市致力于打造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最优城市,借力“村情通”、“龙游通”的成功经验联网推出“衢州通”。衢州市以打造中国基层治理最优城市为目标,以“党建+”和“智慧+”构建“四大”(即大党建统领、大联动治理、大数据应用、大融合推进)、“五+”(即网络+网格、线上+线下、制度+技术、公转+自转、共性+个性)为核心的基层治理体系架构,实现了创新的优化升级。

(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阶段特征

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过程的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扩散具有不同特征。

第一阶段特征:创新的生成发起。创新通常被定义为一个过程,即新奇的想法、事物、惯例被创造、发展或再发明的过程。基于此,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基层创新主体(包括村、社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所创造的新的想法、事物、惯例或者是一种新的实践。在创新的生成发起阶段,“扩散”的意义较少,更多是“应用”的意义,两者差异在于“扩散”带有创新成果被非本区域主体接受认可的特性,而“应用”更加侧重于创新成果在本区域的实践。衢州张王村的精英干部为有效解决村民矛盾、干群冲突、邻里纠纷等治理问题,进行了“村情通”这一项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创造,并积极将其在本村域范围内进行应用。经过一段时间,“村情通”作为一个新变量在张王村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效用,并逐渐被张王村周围村落和其他地区所关注、模仿,开启了创新扩散的新阶段。

第二阶段特征:创新的自发扩散。基层社会治理领域创新的自发扩散,可以认为是基层创新主体通过自身的努力驱动创新成果进行扩散,或者依靠创新成果自身的魅力(效力)被其他地区采用(或部分采用),从而完成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社会化”。在创新的自发扩散阶段,创新扩散的主体是基层创新主体,即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基层政府;创新扩散的方式是自发形式,即创新扩散主要通过区域群众宣传、媒体报道、专家学者研究等渠道,此阶段的创新扩散速率较慢且推广阻力大。在未被上级政府领导者认可之前,“村情通”的治理创新成果通过民众良好口碑、媒体宣传和学者研究等渠道进行自发扩散。这种扩散,不仅表现为“村情通”在周边村落社区的扩散,涌现出与“村情通”相类似的“社情通”、“企情通”等,还表现为在周边乡镇、县级区域的扩散,涌现出与龙游县“龙游通”相类似的柯城区“点点通”、衢江区“钉格通”等。

创新的自发扩散,往往经历一个从模仿到学习的过程。模仿,是指不加修改的对他人创新成果的简单复制或拷贝:从内容上看,只是简单复制其他地区的创新成果,通常不会考虑创新成果是否与本地实际情况相符;从地缘上看,往往是始创者的临近地区,因为始创者所在地区与临近地区在信息传播、社会交往中更加频繁,发展水平乃至文化习俗也更为接近;从效应上看,“模仿更多的是一种短期化的扩散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政策扩散的影响会越来越小。”[19]学习,则是对他人创新成果的部分吸收,同时也就意味着部分更改。之所以从模仿演进到学习,是因为创新通常伴随着结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失败的风险,创新主体更倾向于学习其他创新主体的成熟经验来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因而会根据自身实际而对他人创新成果作部分更改,形成“过滤效应”。

第三阶段特征:创新的政府扩散。Berry和Lowery提出,创新的政府扩散是一个政府的政策选择被其他政府的政策选择所影响的过程。[20]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在被上级政府主体肯定与采纳之后,扩散过程性质开始发生转变,由自发扩散逐渐变成了政府主导的扩散过程。在创新的政府扩散阶段,创新扩散主体是政府组织或部门,创新扩散方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具体形式包括政府动员,政府的法令、规划、政策、方案等),创新扩散路径主要通过政府决策网络、官方媒体报道、专家学者研究等渠道,此阶段的创新扩散速率增快、推广阻力小,但伴随着较大的创新失败风险——一旦失败则影响面极广。在受到衢州市领导的重视和认可之后,“龙游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经验被作为发展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依托平台,顺利吸纳进入了政府决策议程,在行政命令的强制作用之下,创新成果在空间范围和时间维度上实现了扩散的规模效应——在衢州全市推广。因此,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过程中存在着双重的运行机制,一种是在多元主体互动博弈中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自发性扩散,即自主机制;另一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即行政机制。“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的创新扩散,反映出了一种“自主机制——行政机制”的互动格局。

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这一创新扩散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迭代创新特征。迭代是重复反馈过程的活动,对每一次过程的重复可称为迭代,其核心是传承;而创新则是根据情势变化而不断更新、优化的活动,其核心是发展,因而,迭代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逼近所需目标,把每一次迭代得到的结果又成为下一次迭代的初始值,并根据情势变化而不断更新、优化的过程。互联网领域从Web1.0发展到3.0,是一个典型的迭代创新。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这个过程并不只是传承,不只是简单的复制、模仿,而是既有一脉相承又有不断创新的过程,在治理范围、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不断变化、拓展、丰富和优化——治理范围从一个村发展到一个市(地级市),治理内容由简单的村务领域发展到涵盖城乡社会事务、企业经济事务等领域,治理方式由简单的信息传递反馈方式发展到上升为市级区域发展战略,自然地,在这个过程中,治理的互联网技术应用也在不断进步和优化——因而这是一个“迭代创新”的过程。

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从村域到市域的扩散逻辑

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的迭代创新扩散过程,为研究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支撑。“村情通”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从生成、自发扩散到政府扩散的过程中,是什么力量催生这项创新成果从村域向市域层面扩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上述问题是剖析“村情通”迭代创新扩散逻辑的必然要求。

(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动力来源

社会矛盾引发的基层社会治理压力。“村情通”这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是在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基层社会治理压力下产生和扩散的。FSBerry和WDBerry提出公共组织创新扩散受到公共压力的影响,这个公共压力来源于公民和公共机构的服务对象,公职人员在公民或者媒体对公共问题的呼声中被迫尽快找到解决方案。[21]“村情通”的诞生,源起于张王村的村务问题和干群矛盾积蓄已久,村民的频频上访和邻里争端丛生触发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而依托“村情通”平台,“三务公开”形式的创新和村级“民主协商”经验的探索,让群众对重要事项、热点问题有了知情权、表达权,有效解决了群众参与村务决策和监督难的问题,实现了矛盾不上交,纠纷就地化解。也正是这一良好的治理效能,“村情通”被其他区域学习和效仿,成为推动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持续扩散的直接动力。可以说,“村情通”的迭代创新,反映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是基层民众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一种“诉求—回应”的互动对话。在当今我国压力型体制下,包括基层地方政府(乡镇街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和社区)在内的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迫切希望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来回应民众诉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促进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如此,基层地方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利益与基层民众的诉求找到了共通区间,催生了“村情通”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及其扩散。

创新变革导向的领导干部推力。在“村情通”、“龙游通”和“衢州通”的创新扩散过程中,具有创新变革意识的领导干部是主导推动力量。在创新的生成发起环节中,张王村支书袁平华创新性地搭建了“村情通”平台,并积极推动平台的应用;在创新的层级扩散过程中,龙游县领导认可并优化了创新成果,实现县域层面的推广;衢州市领导的肯定与采纳,将创新成果融入到市级战略部署中,升级优化并实现更大范围的扩散;而在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会议上,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的高度肯定,更是推动创新成果实现更高层次和更持续性的扩散。领导干部的上述行为,是基于创新扩散主体之间的新型“竞争—合作”关系。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过程是创新始创者推广创新成果、创新承续者传播发展创新成果与创新采纳者吸收创新成果的接力。如果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扩散过程中,始创者与承续者、采纳者只是形成了单一的利益竞争关系,那么,创新成果很有可能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人为地干扰或阻断,影响创新扩散的速率;反之,如果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扩散过程中,始创者与承续者、采纳者形成的是协同合作关系,那么,通过社会网络分享创新经验,创新信息畅通地流转,创新扩散进程将顺利推进。而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的迭代创新过程来看,创新的始创者、承续者与采纳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竞争—合作”关系,彼此之间并非是单一的利益竞争或者利益合作关系,而是虽有竞争存在(例如,同级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发展速度、各项绩效考核指标排名的比拼),但更多地表现为协同合作的关系。正是这种新型“竞争—合作”关系,使得始创者积极开放创新成果的信息渠道以供其他创新主体进行学习,承续者和采纳者认可创新成果并积极推动着创新成果的进一步优化、扩散。

多方主体参与的社会力量助力。卢福营提出,一项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关注度与媒体报道、学界研究的程度正相关,而创新的扩散则又与社会关注度呈正相关性。[22]在“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的迭代创新过程中,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半月谈》、《浙江日报》、《浙里改(领跑者)》等大型主流媒体对“村情通”的迭代创新进行了专题报道。一些学者在对“村情通”等创新成果进行实地调查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论文、调研报告、著作等形式的研究成果,如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撰写了《关于“龙游通+全民网络”模式的调研报告》,中央党校副教授康晓强主编的《村情通——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出版等。媒体的深度报道、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形成了反映民众意愿和组织意志的舆论氛围,使得上级政府甚至中央层面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加深了对创新成果的认识,对创新成果的扩散起到了有效的传播和指导作用。

(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一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特殊属性。Rogers认为,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和可适用性这五个创新属性影响着创新的扩散速度和采纳率。而在分析创新属性中,特别是管理类创新,其相对优势性和兼容性更加重要,更具分析价值。[23]“村情通”创新成果得以扩散,与其所特有的相对优势性和兼容性密不可分。(1)相对优势指的是与其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相比所具备的优势,是创新被采纳后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之比。“村情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相对优势体现为:第一,群众接受程度高,实施难度低。“村情通”等推行以来,群众借助平台可以随时随地阅览、提问、表态和监督,办事便利程度大大提高,群众对创新成果满意度高。第二,实施效果好,有利于降低基层社会治理成本。“村情通”等应用使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化成为可能,降低了群众办事成本、参政议政成本以及村(居)组织和政府运行成本。(2)兼容性是指一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与现存价值、历史经验以及潜在采纳者需要之间的匹配程度。“村情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兼容性体现为:第一,符合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村情通”创新成果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情况,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特点,精准聚焦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和群众开放共享诉求。第二,吸取已有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村情通”等创新成果汲取了浙江“枫桥经验”、“三民工程”、“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经验,强化了服务型、数字型政府和群众自治的有效融合。第三,满足创新潜在采纳者的需要。尽管“村情通”源于村级群众性自治组织对于社会的治理,但其上级政府(乡镇街道、县级市级政府等)都存在着社会治理的客观需要,两者匹配,满足了上级政府作为创新成果潜在采纳者的需要。潜在采纳者对成果的采纳是根据自身区域社会治理需要,在“成本—收益”衡量下所作出的理性选择。

二是政策企业家和媒体力量的积极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过程中,政策企业家和媒体力量的积极介入极大地推动了创新扩散进程。朱旭峰提出,政策企业家是政策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具体行动者,[24]主要指那些努力推动政策动态变化的人们,可以是立法者、官员、专家或非政府组织领导。[25]在“村情通”的迭代创新扩散过程中,政策企业家充分发挥了学习能力、执行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成为创新扩散的主导力量。同时,作为“第四权力”,网络、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重要传播渠道。从实践中看,决策者在最初对某项创新并不了解时,往往是媒体让他们对该项创新产生出某种印象。如果媒体营造的印象很好,就会造就某地方政府成为一项创新的先期采纳者和推广者的重要契机。[26]“村情通”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能够扩散产生“龙游通”、“衢州通”等创新成果,得益于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媒体对创新成果在始创地或者初期试点阶段的收益和影响的报道,能够在短时间内引起社会尤其是政府决策者对创新成果的关注,为其进入政府决策议程奠定了基础。

三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环境的支撑。“村情通”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离不开一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国家层面治国理政的政策环境。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追求、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构想,将基层社会治理置于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为“村情通”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成果的产生和扩散提供了宏观环境的支撑。微观环境主要是创新实施地的区域微观环境,包括创新成果“原产地”上级政府的支持和民众的支持。一方面,“村情通”创新扩散离不开上级政府(县、市、省级政府)的认可。该项创新成果获得了诸多市级、省级、国家级殊荣,上级政府的公开认可和表扬推动其持续扩散。另一方面,区域群众的信赖和接纳是“村情通”等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自发扩散阶段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后续政府创新扩散阶段的重要社会基础。

综上所述,原生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其扩散的逻辑大致可概括如图1:

图1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扩散的逻辑

四、结语

通过“村情通”这一案例的分析可见:(1)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应当积极回应公众的诉求。“村情通”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最初就是根源于村民对于村务信息公开、村务监督、村民自治等诉求,也正因为这一创新满足了村民的上述诉求,创新才有生命力,才会持续扩散。(2)社会治理创新的扩散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从“村情通”、“龙游通”到“衢州通”,这一过程呈现出明显的迭代性,在治理范围、治理内容、治理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不断升级。社会治理唯有不断创新、不断升级,才能适应社会变化带来的各种需求,才能抓住技术更新带来的各种机遇。(3)社会治理创新应当更加注重基层。社会治理,重心在基层,广大城乡基层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丰沃土壤。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应当扎根于中国城乡,诞生于城乡基层的社会治理创新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当然,这并不是说诞生于特定城乡基层的社会治理创新就能普适于全国,恰恰相反,在扩散时必须作出调整和改变,这种调整和改变本身也是一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