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家持续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宏观图景下，振兴发展贫困县域职教中心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贫困县域职教中心的振兴发展需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多样资本的共同建构。其中，经济资本是基础条件，文化资本是价值引领，社会资本是关系网络。但是，在贫困县域场域，经济水平及财政水平、地理区位及交通条件、产业基础与企业质量、文化资源以及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等因素，以不同方式客观上影响了职教中心多样资本的建构。基于场域与资本、结构与行动的相互作用，新时代振兴发展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既要拓展贫困县域场域的资本增量，亦需提升贫困县域职教中心的行动能力。

关键词：贫困县域；职教中心；资本构建；场域制约；场域重建

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持续推进的宏观图景下，县域职教中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功能开始从内隐走向外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强调“建好办好一批县域职教中心，重点支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每个地（市、州、盟）原则上至少建设一所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中等职业学校”。毋庸讳言，县域职教中心在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上“大有作为”“大有可为”[1]。

然而，无论是基于已有研究的发现还是研究者最近一年多对西南地区云、贵、川、渝4个省市18个国家级贫困县及其县级职教中心的实地调研所得，受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县域职教中心在发展实践过程当中，客观上遭遇了诸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招生就业困难、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办学资源整合不到位、多功能作用发挥不全面等困境[2]，从而使其在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上“难以作为”“碌碌无为”。这些问题在贫困县域尤为突出、更为紧迫。由此而来的问题是，贫困县域职教中心何以振兴发展?哪些因素影响县域职教中心发展?具体哪些境遇受到县域经济社会结构的制约?贫困县域职教中心又该如何采取行动化解结构的效力?基于这些问题，在当下片面强调职业教育“服务性”而忽视其“受制性”的语境下，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资本”和“场域”为概念工具，立足“县域职业教育——县域经济社会”互动的立场，探析贫困县域职教中心发展的资本逻辑、审视贫困县域环境对县域职教中心发展的结构性影响、探寻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场域优化之道，能够为在新时代振兴贫困县域职教中心进而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供新视角和新启发。

一、资本构建：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逻辑

县域职教中心要真正发挥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服务功能，前提条件是实现自身的振兴发展。新时代，振兴县域职教中心是历史的机遇，唯有坚持抓内涵、提质量、上水平、树形象、创品牌，方能增强自身吸引力，真正实现振兴发展[3]。发展需要代价，必需相应的资本为条件，发展的本质是资本的生成与建构[4]。在这个意义上，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为我们透视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学科之眼”。布迪厄创造性地将原本属于经济学范畴的“资本”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何为“资本”?概而言之，当有价值的资源作为“社会与权力关系”成为被争夺对象或者聚合成为发挥这些关键作用的要素时，即为布迪厄所说的“资本”。资本既是个体或组织追逐的目标，亦是发挥作用的手段，经济、文化、社会三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宰着个体或组织的际遇[5]。按照布迪厄对资本类型的最基本分类，生成与构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三种资本，是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逻辑前提（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资本逻辑

（一）经济资本：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前提基础

经济资本是最为基础的资本类型，亦是生产的基础。对县域职教中心而言，其教育教学活动类似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本给予维持运营[6]。在布迪厄看来，经济资本可以分为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经济资本特指厂房、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无形的经济资本则特指存在于人的身上的人力资本。县域职教中心的发展由有形和无形的经济资本共同支撑。一方面，县域职教中心维持办学以及发挥诸如服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功能，均需要必要的校园占地、校舍面积、实训室、实训设备、教学仪器等等物质条件的支持。另一方面，教师是任何一所职教中心发展的基本要素和核心竞争力。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教师的数量直接制约职业院校的办学规模以及教育教学质量，而 “职业学校教职工的知识水平越高、专业能力越强、教学水平越高、操作技能越强，则该校的人力资本越强，育人水平越高”[6]。由上，有形的物质资本与无形的人力资本是县域职教中心发展的基础条件。

（二）文化资本：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价值引领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主要表征为具体的文化资本、客观的文化资本以及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三种形式[5]。尽管在布迪厄的语境中，文化资本主要附着于微观个体层面，但对于组织而言，文化资本亦客观存在且扮演重要作用。尤其对于学校这种本身具有文化属性的组织机构来说，文化资本不仅是建设学校最为核心的资本，其存量亦直接决定了一所学校的建设水平[7]。在这个意义上，县域职教中心的发展同样需要文化资本作为支撑，且在实践当中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专业/课程的形态，具体呈现为学校专业设置、课程建设的类别和性质。专业及课程是特定知识和技能的集装与整合，开设哪些专业及课程，如何开设专业及课程，体现了一所学校的办学实力和育人水平，而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是否对接地方产业需求则是判别职教中心文化资本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二是作品/活动的形态，具体呈现为学校的特色校园文化，包括校园文化建筑、文化活动、文化读物、文化创作等等，契合、传承、创新区域文化是职教中心培育特色文化资本的重要手段和路径。三是证书/学历的形态，反映学校建立与实施“1+X”证书制度提升职业教育证书含金量的能力，以及建设中高、中本贯通培养体系提升职业教育学历层次的能力。

（三）社会资本：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互动网络

综合布迪厄、科尔曼（James Coleman）、林南（Nan Lin）、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权威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和界定，社会资本可以被概括性地理解为个体或组织在形成的一系列互动的网络关系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8]，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核心要素[9]。社会资本的存量反映了个体或组织在网络中，或者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攫取稀有资源的能力。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决定了贫困县域职教中心的振兴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本的支撑，社会资本的多寡表明了一所职教中心互动网络的大小与获取资源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县域职教中心之间的深层差距本质上是社会资本的差距。在实践当中，县域职教中心的社会资本可以分为“联结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10]（P36）。所谓“联结型社会资本”指县域职教中心具有互动频繁、强同质性群体的内部网络关系，组织之间、个体之间的内部关系是否民主和谐，是否实现多元协同的内部治理，是衡量县域职教中心内部社会资本多寡的重要指标。相对于“联结型社会资本”所表现出的“向内看”的特点，“桥接型社会资本”则体现为“向外看”，反映学校获取外部资源的范围大小和能力高低，主要表现为县域职教中心与政府、行业、企业、大学、高职、科研机构、普通中学、兄弟职校以及其他社会机构的互动关系。

二、场域约束：贫困县域制约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机理

场域的性质存在直接关系资本的影响力，不同的场域与不同的资本密切关联。影响县域职教中心发展的因素纷繁复杂，“地域”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因子。“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11]（P123）。地域不仅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它还是诸多“场”（经济场、文化场、政治场等） 的集合，地域即“场域”。在我国以县为主的中等职业教育治理结构下，县域构成职教中心发展的真实“场域”，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等结构要素，以不同形态、不同程度、不同机制，型塑和建构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纷繁复杂的结构要素当中，县域经济水平及财政水平、县域地理区位及交通条件、县域产业基础与企业质量、县域文化资源以及县域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等5个因素最为典型、关键。

（一）贫困县域经济水平及财政水平：压缩职业教育投入度

“县域政府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的重要层级，承担着居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责任，其财力情况关系到居民福利水平与社会和谐稳定。”[12]在我国目前财政分权体制下，县域政府对所属的职教中心负有主要的财政投入责任。财政性教育经费是我国职业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且近年占比呈逐年攀升的态势[13]。因此，县域财政水平直接关系县域职教中心经济资本的获取。县域财政水平主要由县域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因此，县域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决定着财政水平的差异。对西南民族地区18个国家级贫困县的调研发现，尽管均为国家级贫困县，但由于受管理体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位优势等等复杂要素的影响，县域与县域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经济水平及财政水平差异，由此导致实践当中不同县域对职教中心的经费投入水平差别巨大。毋庸置疑，较强的县域经济水平和财政水平以及较高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意味着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更可能具备够用的办学场地和办学条件，为振兴发展提供物质资本保障。而在一些国家级深度贫困县，捉襟见肘的县域财政使得职教中心因场地、设备、人员处处受限而举步维艰。此外，县域经济水平及财政水平的差异还可能影响不同县域投入职教中心的教师编制数量、教师工资福利及补助水平的差异[14]，进而影响不同贫困县域职教中心对教师（包括在职教师以及教师岗位应聘者）的不同吸纳力和吸引力，从而产生人力资本的差距。

（二）贫困县域地理区位及交通条件：局限职业教育“引进来”与“走出去”

教育地理学的大量研究业已揭示地理区位及交通条件（如有无火车等）对学校发展的重要影响。贫困县域大多呈现地理区位劣势、交通条件落后的特点，封闭的地理交通环境对贫困县域职教中心影响重大。其一，县域地理区位及交通条件，影响县域职教中心对新进教师的吸引力，进而影响学校人力资本。在省域这一空间范畴内，根据县域与省会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可以分为引力不等的圈层。一般而言，处于或接近省会中心城市的县域属于“高引力圈层”，该圈层的职教中心更容易吸引教师资源乃至优质的师资来源；反之，位于省域边缘或远离省会中心城市的县域则属于“低引力圈层”，该圈层的职教中心长期面临教师“难进易出”的困局，而像诸如研究生学历或紧俏专业的师资则常年属于贫困县域职教中心的“稀缺资源”。其二，县域地理区位及交通条件，影响县域职教中心社会资本的获取。相比较处于“高引力圈层”的县域职教中心，那些位于“低引力圈层”的职教中心通常受制于封闭的地理交通环境，更难与省级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高等院校、教研机构等“跨场域”的社会组织建立起频繁、深度的互动关系和互动网络，从而难以构建起更广范围、更高水平的“桥接型社会资本”。

（三）贫困县域产业基础与企业质量：制约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水平

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是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重点，亦是县域职教中心构建文化资本的主要载体。专业设置对接产业需求，课程内容对接工作内容，产业链、专业链、人才链有机融合，这是职业学校构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行动为引领的特色文化资本的题中之义。然而，文化资本的构建既是职教中心“型塑的结构”，更是“被型塑的结构”，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模式决定了县域职教中心的发展水平和产教融合情况[15]。相对而言，某县域如果拥有扎实的产业基础、产业技术技能附加值高、技术技能人才依赖性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大，则该县域职教中心更容易塑造基于产教融合的文化资本；反之，县域产业底子薄、规模小、效益差，县域企业低技术含量、低薪酬回报、高劳动强度，此时县域职校出于生存的考量，通常在两种行动选择中徘徊：一是舍近求远，将产教融合的目光定位于省城或东部发达城市，面向二产、三产开设时髦专业、输送技能人才；二是淡化弱化产教融合，将主要办学精力投入升学教育，培养升学人才。无论哪种行动选择，县域职校与县域产业各行其道、脱节发展，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行动为引领的文化资本的构建则付诸空谈。

（四）贫困县域文化资源：支撑职业教育特色化建设

县域职教中心“树形象、创品牌”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学校品牌建设归根结底是文化资本的累积与建设。文化具有区域属性，不同场域下文化资本存在明显的存量差异。职业教育在传承与创新文化传统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参与县域文化资源与文化传统的再生产及其资本转化，是县域职教中心品牌建设的重要路径。县域职教中心参与县域文化资源与文化传统的再生产及其资本转化，既对县域职教中心发展大有裨益，又能实现县域文化的积淀和创新。一方面，县域文化嵌入县域职教中心，成为学校发展的特色“文化基因”，改变县域职校“千校一面”的现象，推动学校文化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县域职教中心嵌入县域文化，提升县域文化的内在生产力，促进县域文化产业发展与转型，进而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秉承这样的逻辑，近些年来，一些县域职教中心尤其是民族地区县域职教中心，在办学实践中开始探索县域文化资源的嵌入之道，以期获得学校与县域文化发展的谐振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县域有无文化资源，是什么类型的文化资源，文化资源是否具有特色，这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县域职教中心特色文化资本的发育与生长。

（五）贫困县域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牵制职业教育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基础

相对于其他结构要素，“县域重视程度”是一个非客观、非理性的影响因子，但其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利益相关者对县域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关切县域职教中心社会资本的构建质量。

首先，县域政府及其行政组织部门是否重视职业教育，在整体上决定着“县域—县域职校”互动与合作的质量，影响职业教育社会参与、支持网络的生长与发育，关涉县域职教中心社会资本的生成与发展。根据县域政府对职教中心的支持力度，可以分为重视度不等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高重视度型”。县域政府在意识上充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功能，积极扮演“能促型政府”的角色，有意识地给职教中心赋权增能，并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予以常规乃至超常规的扶持。第二种是“中重视度型”。县域政府认识到职业教育的功能，并基于特定的经济、政治目的予以县域职校常规性支持。第三种是“低重视度型”。县域政府无视或忽视县域职校，将工作重心聚焦于普通教育，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不仅缺乏必要的支持，甚至夺利、迟滞、拆台。

其次，县域企事业单位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影响其是否愿意主动走进并深度参与县域职教中心人才培养过程。调研发现，一些县域企业纯粹基于“用工冲动”谋求校企合作，而不愿意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开发、实训基地建设等环节，无视技能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和要求。

最后，县域民众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亦有影响，主要体现为社会民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选择度。民众参与是社会资本生长的基础，而认可度是民众参与的前提。倘若县域民众不认可县域职校，则县域职校在开展诸如职业培训、技能推广、技能下乡等场域行动则举步维艰。此外，县域民众基于不同价值观决定是否选择职业教育。相对而言，县域经济水平越低、民众受教育水平越低，则更容易树立职业教育的低层次印象，进而影响到子女对职业教育的选择[16]。

三、场域重建：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路径

新时代，县域职教中心面临新目标、新使命和新任务，振兴发展势在必行、刻不容缓，贫困县域职教中心诉求更强、挑战更大。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在根本上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多样资本的再生长、再建构。但是，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17]。为此，在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过程当中，既要强调学校的“自我作为”，同时要求多元主体的“共同作为”。毕竟，“中职学校的发展，有自身的问题，也有整个教育改革、调整、转型以及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观念转变和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问题”[3]。

（一）拓展贫困县域场域的资本增量

县域职校的振兴发展置于县域场域之中，县域职校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生长与建构受制于县域场域的总资本存量。因此，拓展县域场域的资本增量是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一是内生外扩厚实贫困县域经济资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带来了大量资本向贫困落后地区的持续输入，这为贫困县域振兴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贫困县域政府应抓住国家大力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的契机，积极借助外力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做好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的引导和规划，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采取有效措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做大县域经济资本这块“蛋糕”。在此基础上，县域政府还应分好“蛋糕”，扮演好“能促型政府”的角色作用，切实保障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资本。建议县域成立职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由县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各相关部门协同，精准把脉县域职校发展面临的财政、师资、场地、设施等实际困难，列出需求清单，对照需求清单做实任务清单与责任清单。

二是顶层引导构建县域“产业-职校”发展共同体。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关涉县域职教中心多样资本的生成与发展。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建议进一步通过政策宣讲、舆论宣传、专题学习等方式，使贫困地区县级政府更加清晰地认识新时期职业教育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和所处的地位，将县域职业教育的发展纳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当中，构建县域产业发展与县域职校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在此前提下，政府发挥引导作用，通过组建县域产业发展联盟、职业教育集团等平台，拉近县域职校与县域企业的距离，引导建立和完善县域产教融合体系。此外，政府还可通过制定相关奖励或惩罚措施，规范校企合作行为，尤其是引导县域企业不仅出于用工之需与职校开展合作，而是基于双赢互惠的理念深度参与到职教中心人才培养的过程之中。

三是统筹整合搭建贫困县域互动网络。县域政府树立统筹整合的关系性思维，将县域职教中心真正打造成为县域技能人才培养、社会职业培训、职业农民培训的“枢纽型平台”。在县级政府统筹治理的前提下，通过对县级职教中心赋权增能的方式，扩展其角色和功能。例如，在当前贫困地区县级职教中心服务农民培训功能普遍发挥不够的背景下，县域政府可依托县域职教中心，设立“县农民培训服务中心”以及“县域农民培训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分管副县长）担任服务中心主任，统筹协调全县农民培训工作，包括县政府各个涉及农民培训的行政部门（农村农业局、扶贫办、人社局、民政局、教育局等）负责人、职教中心负责人、各个民办成人职业培训机构负责人在内的责任主体，作为服务中心成员，由职教中心作为农民培训服务中心的办事处、秘书处，通过发挥职教中心的专业性，协助政府统筹管理农民培训工作，进而扩展职教中心的社会网络。

四是文化搭台发展贫困县域文化资本。县域文化资源既是县域发展的宝贵财富，也是县域职教中心品牌化、特色化发展的重要文化支撑。在文化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贫困县域政府应重新认识地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把文化放到发展的重要位置，通过为文化搭台，挖掘和经营县域内生文化资源和文化传统，扩大县域文化的影响力和品牌效应。此外，贫困县域在自觉“文化搭台”的基础上，还要引导包括县域职教中心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文化唱戏”，注重发挥县域职教中心在县域文化振兴当中的特殊功能，同时引导县域职教中心在参与“文化唱戏”过程中积累文化资本。

（二）提升贫困县域职校的行动能力

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行动与结构二者的构成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套既定现象……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18]（P23），两者是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振兴发展贫困县域职教中心不仅要关切县域环境影响的“结构性重量”，亦要重视县域职教中心的“行动性力量”。县域职教中心在县域场域中的策略性行动，不仅有助于获取自身发展需要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而且有助于县域场域的优化与演进，两者理应型塑一种互嵌性的共生关系。

首先，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是提振发展信心。发展信心的缺失是职教中心和社会要素共同建构的结果。当下，国家自上而下大力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为贫困地区县级职教中心振兴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实施方案》亦明确了职业教育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教育的角色定位等等，为贫困县域职教中心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外在激活力量，在此背景下，贫困县域职教中心理应明确可以利用或倚靠的发展资源，进而重拾发展目标，重新树立发展信心。二是强化发展自觉。新时期，贫困县域职教中心应做好融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准备，强化责任担当，积极回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需求以及县域经济社会振兴发展的诉求，借力政府“搭台”积极“唱戏”，亦或通过“唱好戏”吸引政府“搭台”，扮演支持者、配合者、创新者的角色，在广泛的行动参与中拓展学校的互动网络，提升学校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积累学校发展的多样资本。

其次，提升自觉求变的行动魄力。一是精准识变。县域职教中心应强化类型教育的定位以及跨界教育的属性，跳出学校场域的局限，提升对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敏锐洞察力，精准研判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转型趋势，准确分析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在推进过程中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在准确识别外部环境变化的基础上，精准定位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契合点。例如，一些贫困地区职教中心针对当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产业“互联网+”智能化发展的态势，积极通过组建专业集群的方式予以应对，体现了求变的意识和魄力。二是科学应变。县域职教中心科学应变的首要前提是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在保证培养质量以及学生权益的前提下，瞄准需求、主动对接，大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及社会服务模式。同时还要基于调查研究推动创新发展，新时期贫困地区职教中心应基于现实、针对问题，立足整体、全局的视角围绕治理体系、专业群、师资队伍、技术技能人才、服务能力等系统要素，实施多视角、多层面、多维度的持续改进行动。

最后，增强关系网络的构建能力。一是构建高效的内部关系网络。县域职教中心应以优化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目的，塑造校内开放、民主、协同的治理网络，增强学校内部不同组织、不同个体之间的信任与互助，搭建多样化的平台，帮助教师与更广阔的个体与公共机构建立联系，增加教师个体的社会资本。二是构建开放的外部关系网络。学校积极主动构建或参与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合作组织，强化与跨场域、跨性质的组织或机构发展“跨网联系”，积极争取国家或省级政府部门、公益组织、慈善机构、企业、帮扶学校、高等院校对学校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以及不同形式的支持，通过策略性合作，链接更为广泛的外部资源。

参考文献

[1] 高明.大有作为与大有可为——县级职教中心服务县域经济情况调研[J].职业技术教育，2018（12）.

[2] 张志增.县级职教中心，乡村振兴不能少了你[N].光明日报，2018-02-22.

[3] 戴建兵，谢俐，贾海明，刘宝民，纪绍勤，刘占山，张昭文.全国县级职教中心新时代振兴发展笔谈[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2）.

[4] 唐智彬.资本与能力双重缺失条件下贫困地区农村职教的发展——以H省某农村职业学校为例[J].教育与经济，2017（1）.

[5] Bourdieu P.The Forms of Capital[A].In Richardson J G（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

[6] 房风文，张喜才.职业学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功能性是如何实现的?——基于资本理论的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案例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22）.

[7] 王彬，崔玉平.36所A类一流大学文化资本层次及差异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1）.

[8] 胡钦晓.大学社会资本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 [美]罗伯特·D.普特南，杨蓉.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3）.

[10] 刘敏.社会资本与多元化贫困治理——来自逢街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1]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著.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2] 尹旭.县域政府财力运行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J].地方财政研究，2019（11）.

[13] 韩凤芹，王胜华，张宇暄.中国职业教育财政发展七十年演变与启示[J].地方财政研究，2019（10）.

[14] 沈有禄.中职教师工资福利及补助支出地区配置差异分析——基于2007-2016年的数据[J].教育学术月刊，2018（11）.

[15] 田志磊，李俊，朱俊.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治理之道[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5）.

[16] 余秀兰.普通教育抑或职业教育：教育价值观视域下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20（1）.

[17] 王雨磊.论社会资本的社会性——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再澄清与再阐释[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18]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作者简介：林克松，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肖幸，副教授，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在读博士，主要从事职业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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