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重构基层政治传播体系、推进政治治理媒介化的国家战略。在媒介逻辑上，县级融媒体应基于制度安排重塑自身专业体系，以专业能力获得县域受众的认同。在文化逻辑上，县级融媒体要充分发挥在地性优势，理解县域文化传统，融通县域文化共感，统合县域文化社群，以文化凝聚民心。在政治逻辑上，县级融媒体须在治国理政的框架下优化基层政治传播，化解社会风险，服务县域治理，强化政治认同。只有将媒介逻辑、文化逻辑、政治逻辑三位一体融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的制度驱动力，实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顶层设计目标，成为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型媒体平台。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运行机制;媒介逻辑;文化逻辑;政治逻辑

旨在重构基层政治传播体系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2020年底基本完成，县级融媒体中心由此成为中国主流媒体架构的托底工程。县级媒体何以成为党和国家顶层设计关注的对象，并自上而下强力推进其融合?基层政治传播的两个“现实”不可忽略:其一，主流媒体在渠道和内容上的双向滑落,使主流话语在基层面临边缘化的巨大风险;其二，社会化媒体的不断下沉与渗透，使基层政治议程与基层传播议程严重分离。基于这样的认知，本研究将从媒介、文化、政治3个维度来探析县级融媒体运行机制的逻辑框架。

一、媒介逻辑:重构基层传播体系

重视基层媒体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的传统。早在延安时期，对群众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就是当时基层传播的重要内容。1939年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从中央局起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1］90除出版《边区群众报》这类地方通俗报纸外，延安时期的黑板报、墙报亦是因地制宜的“群众办报”实践。［2］而对如何发挥广播这一当时的“新媒体”在基层传播中的作用，中共中央亦有考量。1941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就各地接收新华社的广播作出具体指示，要求“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一切代价设立之”。［1］99

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县报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大量兴办。以浙江为例，50年代中期该省形成了省、地(市)、县三级党委机关报网络。1956年底，浙江全省当时共81个县，县报就办有75家。[3]7-8有线广播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强势媒体，通过高度的组织化有效地实现了对于基层的嵌入传播。1950年，新闻总署决定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要求各县市政府设置收音员。1952年，全国共建立广播收音站23700个，收音员有2万多人。这些收音员负责抄收中央、地方电台的新闻、政令和其他重要节目，再通过油印小报或黑板报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再传播。［4］205－207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有线广播一直是基层传播的主力军。1973年，全国有线广播基本实现普及，95%的生产大队和91．4%的生产队开通广播，农村有线广播喇叭达到9900万只，覆盖了61．5%的农户。［4］317小喇叭在全国范围的进村入户，使得顶层与基层的联系紧密、有效。基层传播的国家在场感，体现得尤其强烈。但由于时局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化水平的弱化，农村有线广播日渐衰落，直至最后消失殆尽。

改革开放之后，县级媒体再度迎来发展的黄金期。首先是县级广播电视媒体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确定了“四级办台”的广电体制，这使得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从中央、省、市到县，实现了纵向上的覆盖。尽管由于重复建设，20世纪90年代曾经历了调整和治理，县级广电媒体有所缩减，但作为县级主流媒体的机构支撑，县级广播电视台依然大量存在。2007年的数据显示，当年年底，县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共计1916座，在全国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中占比为74.1%。［5］9县级广播电视台的媒体基础尽管薄弱，但在媒体融合过程中却成为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最为重要的“家底”。县报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新世纪初也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期，20世纪50年代创办后因“三年困难时期”而停办的县报纷纷复刊，尤其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大量县报创刊，到2000年全国有县报上千份，四级办党报的格局得以形成。但这样的“繁荣”也因强制订阅发行而加重了群众负担，县报由此被整顿。2003年全国整顿之后，拥有刊号的县报仅51家，县报被省、市级报纸收编，或转为县级党委主办的内部通讯。［6］

从以上对县级主流媒体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主流媒体资源配置呈现出趋城市化的特征，即面向县域以下传播的媒体不断收缩，甚至呈现出严重的“断层”，乡村传播长期处于“空心化”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媒行业曾有城市生活类报纸兴起、电视频道扩张、门户网站勃兴、自媒体崛起等为标志的媒体繁荣，但这些繁荣均将县域排除在外，更与广袤的乡村社会无涉。

在智能手机尚未成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媒介之前，这样一种主流媒体布局的软肋并不明显，但在自媒体与移动传播设备日渐下沉乡村之后，基层传播无力的尴尬就显得尤其突出。在县域传播空间里，挟强大平台优势和庞大用户流量的自媒体成了民众媒介接触中最强势的媒体。反观以县级广播电视台为主体的县级主流媒体，自办节目质量不高，收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少自办频道成了劣质电视剧和虚假广告的载体。一方面，自媒体传播强势下沉。以快手为例，《2019小镇青年报告》显示:2.3亿小镇青年常年活跃于快手，1年中发布的快手短视频超过28亿条，视频播放量超过26000亿次［7］;另一方面，县域主流媒体传播日渐式微。县级广播电视台是县级媒体中最具实力的，但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战略提出之前，大多数经营不善甚至难以为继，不得不仰仗财政补贴生存。［8］两者的反差造成了主流媒体在县域空间的弱覆盖甚至零覆盖，基层政治议程所影响的人群极为有限，而基层传播议程的“去政治化”日益明显。正因如此，打通基层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完成媒体融合的“基层拼图”，成为了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攻坚战。

理解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传统和基层政治传播的历史沿革，就把握住了县级融媒体运行的媒介逻辑:不断强化县域媒体本位，增强在县域民众中的影响力，打造县域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区信息枢纽，牢牢把握县域舆论空间的话语权、主导权。

从媒介逻辑出发，基于当前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现状，尤其需要在两个方面发力:一是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从业者的职业自觉，二是强化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县域中的媒介认同。

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人才这一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日益凸显，人员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留不住骨干人员等问题尤为突出。其中，县级融媒体从业者普遍缺乏媒体职业自觉，最需要引起重视。长期以来，对县级媒体从业者实行的是机关化管理，其作为媒体人的角色已经极度弱化。在许多县级媒体工作人员的认知中，仅仅把自己视为一名事业单位公职人员，和县直机关人员工作性质并无二异，这样一种职业认知显然会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运行形成掣肘。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不仅要完成县级媒体物理空间的重建，更要完成县级媒体从业者精神空间的重塑。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对于在县域从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是政治锤炼的要求，更是职业素养的根本。

主流媒体在基层的一度“空心化”，使得基层舆论引导的复杂性不断叠加，尤其在自媒体长驱直入下沉基层之后，话语权的争夺变得更为复杂。县域传播格局“失重”现象显而易见:媒体的多元构成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缺乏具有绝对主导力的媒体领袖。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党建、政务、公共以及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9］，拥有制度层面的强大资源支撑，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完成物理意义上的平台建设之后，如何成为县域民众“自己的媒体”，是其传播力建设关键所在。内容生产、服务供给、政务连接的本土化深度植入，将成为持续提升县级融媒体传播力的根本性工作。

二、文化逻辑:凝聚基层社会共识

媒介认同亦是文化认同。从媒介技术进化史来看，媒介与人类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之间，有着双向互济的显著特征，文化与媒介技术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10］54其一，媒介作用于文化。媒介的变革、媒介技术的进步会带来文化的深刻嬗变，伴随语言媒介、文字媒介、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媒介演变进程，人类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基于媒介的根本性变革。其二，文化作用于媒介。不管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文化的内核依然具有能动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传承性，进而影响到文化共同体的认知和接受。因此，媒体的传播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化影响力，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运行不可忽视县域文化认同。

县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县制就已在中国出现。县制在秦代被确定下来，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延续至今。在中国，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县”为数不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县这一行政区划设置后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县乃历代地方行政区划之基本单位。州郡置罢，分并无常，境界盈缩不恒，县则大致与时俱增，置后少有罢并”［11］403－404。

国之地名至县，民之籍贯至县，县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空间体认，也是文化体认。县既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历史沿革，又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地理依存，具有先在的秩序性、稳定性及牢固性。从政治意义上来说，县这一层级是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但对中国人来说，它更是实存的广义上的社区共同体。就经济意义而言，县域是一个稳定的区域经济单元，在生产要素和贸易形态上有着历史悠久的、高度趋同的一致性，这种趋同性使县域人群拥有了共同的地域体验。而在文化意义上，同一地理空间、同一历史源流、同一集体记忆所造就的文化共感，使县域民众的文化地理体验尤其强烈。

费孝通指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2］2当代中国县域与费先生七十多年前所命名的“乡土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文化的乡土性深深根植于县域以下的中国社会。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步入“后乡土时代”，其“地域性社会空间”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特质依然存在。［13］6因此，在文化意义上，县级融媒体传播力所依托的县域认同，即是通过对文化地理空间的深度介入，建立起基于媒介的在地文化认同。在“四级办融媒体”的主流媒体架构之下，以在地性为鲜明特征的、直接与基层民众发生文化勾连的县级融媒体，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当是它对于县域文化的关切、融入与引领。

首先，县级融媒体要深刻理解县域文化传统。对于绝大多数的县域来说，地方传统生成的基础是农耕文明，县域成员对于土地有强烈的归宿感，体现出浓郁的文化依附性。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对这种依附性的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在当下的县域文化心理中，依附性与离散性融为一体。维持传统县域社会空间的力量来自于“礼治秩序”［12］50，而“礼治”的支撑就是伦理，来自于养成与教化，经验规则尤其重要。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之后，法治秩序成为核心价值观，契约规则成为主导。但伦理意义上的经验与契约意义上的规则，在时下的县域空间中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县级融媒体的传播中，尤其需要理解县域文化传播的当下更动。目前县域传播力较强的县级融媒体，无一不对县域文化传统有着深度理解。被树为县级融媒体样板的浙江湖州长兴传媒集团，给其带来持续的传播力提升作用的品牌活动，大多是基于长兴地域文化而策划的，如洪桥大闸蟹节、龙山杨梅节、湖羊啤酒节、小浦戏曲节、“东鱼坊”开街活动等，皆根植于县域文化传统。

其次，县级融媒体要深度融通县域文化共感。身处他乡的游子，何以一声乡音就会让其内心颤动?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现代性动力机制”导致了“时空分离(separationoftimeandspace)”，［14］15－17但语言是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它能让文化个体瞬间回到文化现场，产生文化的共感。共感不仅检验知识(或体验)的有效性，而且也检验传播的有效性。在县级融媒体传播力建构的视角下来看文化意义上的共感，一方面，要看到现代传媒对于地域共感的超越性，在现代性的背景之下，由于社会专业化和社会规模扩张的加剧，以传媒为基础的公共领域无时不在生产着共感;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不管空间发生怎样的流动，“流动空间并未渗透到网络社会里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事实上，绝大多数人，不论是在先进或传统社会都生活在地方里，并且感知他们的空间是以地方为基础的空间”。［15］518就县级融媒体来说，重建文化意义上的“地方感”尤其重要，需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场文化与脱域文化、原乡文化与异乡文化交织的复合空间中有所作为，成为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反思的公共性载体。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模式探索上，无论是浙江安吉“深耕本土、贴地飞行”的融媒体传播观，还是广西容县“融媒体+侨乡文化”的特色路径，抑或是江苏邳州提炼“银杏融媒”作为文化符号统筹县级融媒建设，其着眼点皆是县域的文化共感。

再次，县级融媒体要深层统合县域文化社群。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传播的全媒体时代重置了传播场景，唤起了全链条、多维度、多元化的文化社群参与，“场景的本质已然不止于在微观层面上信息适配以及为受众提供服务，更在宏观层面上成为重构社会关系、开启新型关系赋权模式的重要力量和推手”［16］。如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指出，即使全球化成为主导性力量，“地域和文化的特性永远不能消除，永远不能绝对超越”。［17］157-158整合县域主流媒体资源而形成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实际上就是要在全媒体时代重塑县域传播场景，这种重塑旨在将基层社会纳入媒介化的整体框架，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社群的深度浸入。在现代信息社会环境下，县域有着基于传统的人际传播而形成的文化社群，如建立在授技、交游、娱乐、亲缘等因素之上的实体化的社群，同时也有着基于新兴媒介的泛在连接而形成的以网缘关系结成的虚拟社群。但不管社群以什么样的模式结构而成，它都代表了县域文化的新形态和新趋势。作为县域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需要优化技术可供性，通过精准的、融合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传播，在文化意义上建立起受众的临场感，最大限度地与县域文化社群发生勾连，不仅要在满足民众生活需要的意义上完善媒介供给，而且要在文化权利上充分满足民众“媒介近用”的需求，进而改变县域文化社群的媒介接触习惯，为县级融媒体获得持久的、稳定的、在地性的文化支撑。

三、政治逻辑:嵌入基层治理实践

郡县治，天下安。不论是基于古代中国政治治理传统的承袭，还是基于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县域都居于关键性的位置。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以及国家政权结构中，县级治理机构被视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18］县级融媒体作为治国理政所依托的县域主流媒体资源，其本质属性决定了布局建设的根本动因———政治逻辑。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既是媒体实践，亦是政治实践，“需从国家治理以及执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进行考察，方可揭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中国政治传播实践中的基础性和结构意义”［19］。

县域“不仅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区域政治权力的空间投影，而且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政治思想方式与内涵”［20］2。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基层托底工程，县级融媒体在宏观、中观、微观3个层次上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在宏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和所有主流媒体一样，承担了传播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强化政治认同的使命，党性原则是它的核心运行理念。在中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体现为一种政治管理策略，即基层社会治理的媒介化。在微观政治层面，县级融媒体作为县域中最重要的传播平台，对于县域事务有具体而微的职责承担。简而言之，就是服务于政治认同、政治管理及具体的政治实践。

其一，县级融媒体是全媒体时代“政治家办报”思想的基层主流媒体实践。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来看，在功能意义上，新闻媒体体现为“喉舌”;而在实践意义上，最重要的策略就是落实“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报”思想已经提出六十余年，①体现了中共对于新闻实践的根本政治要求，其对政治与新闻关系的深刻阐释，影响着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对媒体功能的认识。在互联网时代，“政治家办报”思想被赋予了新的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媒体的政治属性多次被高层予以重述，互联网和新兴媒体作为执政资源的极端重要性亦被反复强调。新闻舆论工作被视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21］331。“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①，用好管好互联网和新兴媒体事关执政安全。在互联网时代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管媒体”原则，就是对于“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承袭。②而对于“政治家办报”思想的承袭，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媒姓党”。③基于这样的政治判断，从顶层设计入手，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就成为障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的必然之选。从中央到省、市、县逐级下沉的主流媒体架构，明确地指向了确保政治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这一宏大的政治目标。正因如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列入了国家战略，成为中央着力部署的顶层设计。2018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18年11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2020年9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将完善县级融媒体中心列为与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同等重要的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工程。2020年10月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纳入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目标。从2018年中央提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至今，整合县级媒体资源、补强主流媒体基层短板、巩固壮大主流思想

舆论的政治意图是明晰的。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命题之下，原有的基层媒体架构是难以满足当前政治治理需要的，基层传播体系的重构势在必行。［19］

其二，县级融媒体是社会治理媒介化的基层载体。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全面渗透，媒介展现出了建构社会生活的强大能量，“媒介既是特定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家庭、政治等)的基本结构之一，又是一个半独立的机构，扮演着其他文化和社会制度之间的纽带角色，并为我们理解作为整体的社会提供了诠释框架”［22］5。人们对于社会与媒介关系的认知，也从中介化转向媒介化，即不再简单地认为媒介只是对意义的传播，而是从媒介对于文化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的作用来讨论媒介。2020年，媒体深度介入新冠疫情的基层防控，在防疫宣传、健康申报、接触者寻找、人员流动轨迹记录甚至病情诊疗等环节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功能彰显，对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来说亦是极好的启示。只有深度地融入县域社会空间和民众生活，才会获得广泛认同。在中观政治层面上来说，就是要嵌入县域社会治理，成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参与者、助推器，从单一的媒体角色向复合的治理角色拓展，实现“衔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承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23］的目标。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体日益成为社会运转的重要节点。相对于中央、省、市三级主流媒体，县级媒体直接对应基层社会，其节点功能更为突出。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所明确的“媒体服务、党建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4项功能来看，通过“媒体+”路径介入县域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思路是清晰的。在全国范围内布局县级融媒体中心是主流媒体的下沉，更是执政党政治治理策略的下沉。“现代国家是一个技术装置，技术治理是其权力实践的重要表现”，［24］县级融媒体就是技术治理与国家机器在媒介化社会中的配置。从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以来，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向就一直作为新的执政理念被强调。因此，判断县级媒体融合成功与否，不仅要从融媒体技术平台的建成与运营来考量，而且要观察其参与县域社会治理的能力与效果。［25］通过深度的媒介植入，动员县域多元主体参与到县域社会治理中来，充分激发县域社会的活力，达到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是最为艰巨的任务。

其三，县级融媒体是县域社会风险的减压阀。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代实践来看，县域作为政治治理的实体空间，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极其巨大。县域社会处于城市与乡村社会、传统与现代社会、中心与边缘社会的“接点”，而“接点”部位往往会成为“政治应力”最薄弱的环节。［26］基于此，在微观政治的意义上，县级融媒体成为了县域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风险社会也是科学、媒介和信息的社会”［27］48，在媒介化社会中如何发挥化解县域社会风险的功能，即是布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基本政治考量。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县域社会风险的防范，“政治文本与政治实践的二元性”尤其值得关注，这种“二元性”的存在表明:基层政治的科层化设计与现实的政治运行，实际上是存在着相当差距的［28］220－221，这样的差距如果得不到有效弥合，就会加大县域治理的风险和成本。而从传播学视域来考察县域社会风险的发生，也不难看出:由于县级主流媒体资源的匮乏导致了基层政治议程与基层传播议程的分离，作为社会风险“感应器”的媒体重获制度赋能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区县媒体对新社区群体的黏合功能将会有助于社会共识的达成，降低碎片化的社会关系导致的摩擦和冲突”［8］。正因如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均强调舆情监测的模块配置，以推动舆情治理全覆盖，把好舆情源头总开关，协调舆情应对，协助舆情治理。［29］但基于自上而下的制度督促完成平台搭建之后，须得警惕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的行政化倾向。因为，行政化的倾向必然导致舆情信息的收集只能局限在机构内部，使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舆情触角无法更广地延伸。推动县级融媒体的社交化转型，增强其与县域组织、机构、民众的黏性，才能“通过创造公共价值进而嵌入基层社会治理”。［30］从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成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和社区信息枢纽的顶层期待来看，化解社会治理风险的政治导向不言而喻。作为主流舆论阵地，县级融媒体中心应通过主流价值倡导聚合县域社会。作为综合服务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须通过深度服务黏合县域民众。作为社区信息枢纽，县级融媒体中心要通过整合功能产生协同价值。

四、结语

伴随中国社会的深度媒介化，社会治理媒介化大势所趋，“政治生活媒介化”与“政治权力媒介化”互为“同位素”，线上线下融合的“O2O”(OnlinetoOffline)治理模式愈加显示出对社会治理的强大助力。［31］170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既是国家主流媒体总体架构调整与转型的战略安排，又是基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媒体下沉战略部署。要达到顶层设计的战略预期，深刻理解中国语境下县级融媒体运行机制的深层逻辑尤其重要。媒介逻辑强调的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专业体系建设,须在人才、技术、平台、产品等方面展示出卓越的媒介可供性，成为有影响、有实力、可信赖的县域主流媒体。文化逻辑指向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文化属性，要对县域文化基因有足够的文化自觉，对县域民众有深度的文化凝聚力，成为县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推手。政治逻辑决定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最终目标———增强政治认同、维护政治安全。基于服务县域政治运行和社会治理的新要求，需对县域媒体资源进行专业能力重构，同时也要在更为宏大的执政党政治愿景中定位县级融媒体。媒介逻辑、文化逻辑、政治逻辑三位一体融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才能最大限度地释放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的制度驱动力，使其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获得持久的提升，达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顶层设计目标，成为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型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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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陈守湖，男，贵州天柱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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